武训传

最近看了《武训传》这部久远的电影，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禁片”。看完之后感觉他和阿Q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到处任人欺负、任人压迫。并美其名曰为了让穷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念得了书。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主，教育出来的只不过仍旧是些任人欺凌的奴才罢了。自身不自立自强，又怎能教他人自强？

不过武七是比阿Q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并为之终身奋斗。可以让自己在苦日子里好过一点。就象唐僧取经,虽说经书并不是真的能使芸芸众生脱离苦难，但在取经的过程中他是快乐的。因为他觉得取来经书能让众生脱离苦海。就象孔老夫子不辞辛苦地周游列国传播仁爱。谁都知道那是过时的套路，谁用谁亡国，但他仍乐此不疲，因为他觉得推行他那套能使天下太平。

记得电影里也把武训称之为山东圣人，和孔老夫子一样。估且就把他和孔老夫子一样称之为圣人吧！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封建王朝培育顺民奴才。

顺便说一句，他们的本质出发点是好的，只是策之不以其道，南辕北辄。只是在民主正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说远了，那时候还谈什么民主、科学，人在那个时代有饭吃，不被饿死就不错了，那还谈的上什么尊严、民主、平等。

武训起初也想找到尊严，讨回自己的工钱，但仅仅只说了一句：人要讲良心呀！就被认为是对举人老爷的大不敬而被吊起来毒打一顿。

人若没实力、没后盾、没底气，谈什么自由、平等、民主，都是空谈。即便是有，也是别人施舍的，带有侮辱性的自由、平等、民主。从来人的所有权利都是自己争取过来的。 但也不要以为外国的月亮总是圆的，真的是有多么多的自由、民主、平等，自由民主平等也仅限于同一阶层之间的游戏。

胡适先生说过一句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因为一个真正强大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武训传》在1950年开拍前后一共对剧本进行过三次较大的改动。（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见：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15-200811001.pdf） 第一次的改动属于艺术范畴。在采纳一些电影人的意见后，导演改“正剧”为“悲剧”。从成片来看，这次改动是非常合理的，悲剧色彩或曰导演的“人道主义”立场，是这部电影能够调动观众情感的内核。而且如导演所言，这一改动并未影响到电影的主题：“他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 第二次的改动属于意识形态。原来的开头是由一个“老布贩”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的故事，结尾是这个老人勉励孙辈们好好念书。改动之后，背景成了1949年的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讲故事的人成了女教员，听众则是新时代的小学生。为了达到“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的目的，藉由女教员在片尾进行一番总结。“这也是1950年初《武训传》剧本之所以得到通过并进行拍摄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头一尾的改动就像硬生生贴在正片上的广告。不过，以今之视角反观，尽管女教员的总结用的是典型的时代话语，其中有两句却实实在在点出了电影的死结：“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还有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群众给组织起来。”——这部三个小时的电影全部要讲的就是这两句话。以至于我还没看到结尾时，脑海里就翻腾起了大大的问号：导演花这么大工夫来表现一位农民办教育的失败和另外一位农民搞暴动的失败，是想要干嘛呢？ 第三次的改动属于经济因素。在拍摄过程中，由于昆仑影业公司发不出工资，要求导演将此片拍成上下两集。于是孙瑜花了半个月时间添加了大量情节：一，武训昏睡中幻入地狱、天堂的梦境。二，李四和王牢头协助周大越狱，周大逼上梁山，和官府恶绅们展开斗争。三，官僚们为了收揽人心，奏请朝廷嘉奖武训。 其中将周大发展成与武训平行又交织的“一武一文”两条线，是源自郑君里的建议，这些补充的情节确实丰富了故事。可以猜想，如果没有拍成上下两集的要求，导演应该会在此基础上删减掉大量其他情节，使故事变得紧凑。而残酷的现实则是，无论当年上映时，抑或今日得见后，拖沓且冗长的剧情成了不少观众对本片的最大感受。片长可谓本片的最大败笔。 交代清楚这三次改动，是为下文就导演塑造的武训（及周大）这个人物展开讨论作铺垫的。在此之前附上我昨晚看完本片后写的短评：“如同我们喜欢给文革中遭受磨难的知识分子过高的赞誉一样，我们也会给囿于意识形态而遭到打压的电影过度的赞美，何况这是成为第一棵大毒草的《武训传》。但它的确是部艺术上很平庸的电影，剧情拖沓而冗长，也算不得赵丹最牛逼的表演。技术上拟音做得很糙，配音独独让赵丹（等两三个人）操山东话，滥用叠印及象征手法。” 这段话便是我对本片的全部评价，也无意在此展开。尽管平心而论，本片是有那么几处情节、那么几段表演、那么几句台词、那么几个场景、那么几条剪辑让人可圈可点，但这些加起来并不能构成一部优秀的作品，因为最要紧的灵魂缺失了。下面就来说道。 电影里讲了这样一位武训：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因家贫读书无门，只能以做苦力为生。在张举人（贯穿全片的大反派）家做了三年工却吃了不识字的亏，讨不着半分工钱反被暴打。在之后三天的昏睡中于梦中得到启示，决心从此开始攒钱办义学，让天底下的穷孩子都读书。而初恋情人被迫自杀更坚定了他的信念。通过乞讨、卖艺、做苦力攒下的第一笔钱不幸被奸人偷走。在经过三十年攒下了可以办义学的钱后，他又通过下跪来求得乡绅支持、通过下跪请来私塾先生、通过下跪请穷人家的孩子来上学。此后他继续攒钱办义学，不仅得到了乡民的理解和乡绅、官僚的称道，最终还得到了皇帝的嘉奖。 这看上去确实是一个特别值得立传的故事，武训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若是具体到故事的背景，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武训所处的正是晚清国门洞开内忧外患的时代。在那个为了寻求救国出路，举国上下都逐渐开始师夷长技办新学的时代，一个乞丐辛辛苦苦一辈子办几个只读圣贤书的旧学堂意义何在？这种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的旧学堂办再多有何用？ 对于这样一个实质问题，片中有几场戏触及。 在乡绅们讨论办义学那场戏里，张举人不支持，认为农民没有资格读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了书会造反、有违三纲五常。娄进士则从“民为邦本”的角度予以反驳。注意，他们都是在引用儒家学说进行辩论。这时，另一个乡绅打圆场，说了句话里有话的话：“我觉得办义学念的是圣贤的书，学的也是圣贤的道理，办义学，也总算是做好事啊。”等义学办起来后，有人说武训很得人心，张绅士接了句：“那有什么了不起呀，他们所教的书，还不是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吗？” 另外一场戏，是义学里有个学生考了第一名，武训给他下跪表示感谢：“咱们穷人往后就全靠着你们啦。”之后武训让这个学生讲圣贤书给自己听，听到“学而优则仕”时，武训疑惑了：“穷人念好了书（应该）给穷人想办法。做官？做官那怎么办啊？” 可以说，武训的办学动机，终其一生都是未变的，即多次从武训口中说出的台词：“报仇！”报张举人欺诈、暴打他的仇。但很显然武训并不懂报仇为何意，因为他从未在片中表现任何形式上的报仇（他本质上是一个很傻很天真的人），且办义学是丝毫报不了仇的。如若真要报仇，在当时固化的社会形态中，只能由读书做了官的穷孩子通过官大一级来伸张正义、惩治坏人。可“做官”是与武训的办学目的相悖的。 如果说“报仇”是一种本能的动机，那么让“穷人念好了书给穷人想办法”就是这一动机的内化，也是更为核心的动机。这里依然存在“办学—读书—做官”的悖论。那么，即便不从史观角度考量，武训的办学也显得很盲动，甚至是比“精卫填海”或者“愚公移山”更没有可行性和实现性的做法。后者至少在逻辑上存在实现的可能，而且是通过神话或者寓言的载体来表达一种精神。当同样的精神通过一个真实的人物来表达时，残酷的现实只剩下俩字：愚昧。 退一步讲，假设他那崇高的办学目的是理论上可以实现的，但武训作为一个文盲，就算能攒再多的钱、办再多的义学，他也没有能力来落实办学目的、把握办学方向。那么办学的结果就好比当下，那些勤劳致富却缺乏文化的商人家里养出的富二代。从一种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样是攒这么多钱，还不如拿去种树修路，也包括片中讲到的赈济难民。——既然改良不了思想，那不如办点实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这义学最后是不是被无良乡绅占为己有，但教育权却从一开始就由乡绅们把持着，由“吃人的礼教”把持着，由一种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文化”把持着。武训注定了要失败。若导演是在隐喻西西弗斯的神话来展示这出悲剧，那他一定忘了，武训可没有西西弗斯那样的脑瓜子。 至于周大这个角色，只消从一句台词便可判断导演的意图：武训被赐黄马褂的同时，周大来村子里打劫张家，家丁给张举人描述时说“他们一冲进来就乱抢乱杀”。一个“乱”字点出了导演对这种蟊贼式的农民暴动的态度。这么搞下去救不了穷人，往大了说，更救不了中国。在片中多次被点名的洪秀全正是前车之鉴。 无论武训还是周大，他们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做法实现不了自己的目的。可导演你应该是个明白人啊，作为一个留美归来的导演，给观众看这么一出不合时宜的悲剧意义何在？如果单纯出于人道主义的个人偏好，那导演的境界和格局就太小了。如果他的诉求主要是想表现“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大可以换一个故事来讲。而武训，值得后人景仰的也只能是从他身上抽象出来的那种精神，一旦还原成具象的事实，所谓精神就变得疲软无力了。 最后来说结尾。成片的结尾虽然生硬，但上文提到的那两句台词好歹能点题，若是按原先设定为老布贩在结尾教导孙辈们好好念书，就未免太迂腐了。假使将武训走在乡间小路上望着打完劫的周大们疾驰远去的场景当作导演最初预设的结尾。那么，作为一个传记片，这样的开放式结尾所反映出的导演态度又太暧昧了。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道德和价值观，假如电影的发明早上一千年，北宋有位导演来拍这么一部电影为武训立传，那无论正片还是老布贩的结尾都是合时宜的。可到了孙瑜所处的时代，进步的观念已经不在于“好好念书”，而在于“念好好书”。一位辛辛苦苦让后辈都念上“坏”书的老人值得立传吗？新的时代如果要立传，那应该立陶行知这样的人物。 其实本片的拍摄最早就是陶行知提议的。立志“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陶先生和武训自然是有相通之处的，但两者的办学理念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陶先生有能力来实践自己的理念。或许如前所述，武训的故事听起来确实很能打动人，于是没人意识到经由影像还原后才会看出的荒诞（我早先通过余世存著《中国男》读到武训生平时，是完全没有在意武训所存之世和办义学所读之书的）。 本片的拍摄始于1948年，由于资金困难而中断，直到1950年才得以完成。回首1949年前后的中国，最好的电影是《小城之春》《清宫秘史》《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乌鸦与麻雀》，这四部电影从编到导到演到摄，汇聚了彼时中国最一流的电影人，是全方位的优秀。它们甚至代表了中国电影到目前为止都没能逾越的整体最高水准。而同为大导演的孙瑜，显然未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至于本片惨遭政治上无情的批判，固然是值得同情的（《小城之春》和《清宫秘史》的命运亦多舛），只是事过境迁之后，我们还是应该从电影本身出发来看待它，随着它的重见天日来还原它的本真。

电影《武训传》在毛选第五卷中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在本卷中受到点名批评待遇的只有这部电影和刘、杨以及梁漱溟。毛文章措辞严厉，甚至传言这篇社论本来该由胡乔木动笔，毛本人嫌他写的不够激烈，干脆自己来。他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熬夜看了，这部片子196分钟，除去开头的字幕部分，边看边气了194分钟，毛一辈子都在反抗压迫，推翻剥削阶级，他看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铁青着脸一根一根抽烟的模样仿佛就在眼前。武训是个什么人？他给举人当工三年，举人赖账不给钱，武训就认为是因为自己不识字所以活该被骗，他不去闹也不去争，跑出去要饭赚钱办义学。喜欢的妹子被举人逼死，他不去闹也不去争，办义学的心反而更加坚定了呢。他出卖自己尊严，在闹市充当人肉沙包，跪着受人脚踹拳踢，为的还是办义学，他自己跪也让其他人继续给三纲五常跪。他放贷买地弄钱，给乡贤跪、给儒生跪、给学生跪，给大清朝的官员地主不仅跪，还磕头。他让学生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让他们给大成至圣先师接着跪。毛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说我们站起来了，你电影1951年继续让人跪？ 从电影角度来说，本片有很明显的为迎合新政权修改的痕迹，比如刚开头的女教师，比如那个骂县官是“奴才”的太平军余党，以及武训想象中那副被奴役的地狱图，武训在结尾的不跪。导演没有推倒全片重拍的勇气，他在对待新政权的态度上还是以畏惧为主，亦步亦趋，故在人物上不加细琢，武训的形象也塑造的极为虚假，以人情无法揣摩。首先被骗和不识字之间不去追究骗子反而认为都是不识字的错？其次辛辛苦苦“讨饭”得来的钱全部办学校自己依旧穷困住草庙穿破袄？正如毛一针见血的评论他:“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他看不起孔子，看不起跪着，看不起逆来顺受不反抗，看不起家财万贯装出来的穷苦，他当然更看不起武训。 最后，民众的基础教育，扫盲工作是由“武训”们办的吗？是由历代王朝办的吗？是由中华民国办的吗？这一切是共产党完成的。

从网文过来的

从现在来看，这部电影应该挺可惜的，演员表里的遭遇可能也不太好。可想想抗美援朝里死掉的人他们最起码还活着。

但是，在刚建国那会，这部电影绝对是错误的。当时中国还不稳定，就跳出这样美化封建王朝的电影，不是火上浇油吗。

大概故事就是主角乞讨办学的故事，可这样的故事核心就很奇怪。无论是乞讨办学还是只能乞讨办学都很奇怪。好像穷人的受教育权是只能摇尾乞怜向人下跪才能被施舍的昂贵物。如果这部电影拍摄在40年代那也就罢了。可那时候已经建国了，这样的思想怎么可以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