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原文链接：//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135159 ）

2月1日，期待已久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开播。该剧时间跨度大致为1915年袁世凯复辟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可以视为一部剧版的《建党伟业》，相比于电影受制于篇幅，长达43集的电视剧可以更细致地把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与细微处的社会众生相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讲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诞生。

这部剧的剧名叫《觉醒年代》，1915-1921年的六年时间，恰恰是一个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近代中国的历史，始终无法拒绝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国门被迫打开以来，不同时代先进的中国人至少知道中国应该“自强求富”、应该“维新变法”、应该“共和革命”，甚至是不那么先进的义和团，也知道要“扶清灭洋”，这是他们给出的回答，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条路怎么走下去？

然而对于1915年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艰难。当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撕破辛亥革命虚假胜利的外衣，当年曾以为革命胜利就可以救中国的中国人才发现，走政治革命的道路救不了中国。

这样的惨痛局面不禁让当时的人们沉思。

“路在哪里？”

“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公历1912年2月12日，是大清宣统三年的最后一天，寒风凛冽，紫禁城里的隆裕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三天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是袁世凯此前早已和革命党人达成的约定。袁世凯按照约定劝退了清朝皇室，革命党自然要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革命，“胜利”了。中国，“共和”了。

当君主专制制度这个让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被推翻，中国的富强仿佛已是指日可待，可以训练一百万新式军队，也可以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人与人见面不用跪拜，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然而很快，历史就无情地碾碎了这番美好的愿望，袁世凯废除约法、绑架国会、镇压二次革命，还把自己运作成了终身制的、不受约束的“大总统”，在“共和”的外衣下，包裹着的还是专制主义。中华民国的庙堂之上，还是大清的官僚，总统是大清的内阁总理，军官是大清的将领，地方的都督是大清的巡抚，至于人民——那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恐怕只知道黄龙旗换成了五色旗，“大总统”不过是换了个称谓的“皇帝”，山野之间，甚至还用着光绪的年号。

“共和”的中国，依然贫苦不堪、羸弱不堪，财政全靠出卖主权，国家依然遭受着列强的肆意欺凌。

先行者们回过神来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革命，胜利了吗？中国，共和了吗？

《觉醒年代》的第一场戏，是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

今天我们谈起“二十一条”，总是会在前面加上“丧权辱国”的定语，它比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来的每一部不平等条约更加危险，因为这一次，日本人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割地赔款”“开埠通商”，而是要趁着西方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空隙“灭亡中国”。如果说1895年割让台湾时，大陆人还无法切身体会台湾人民的痛苦，那么这一次，则将痛苦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二十一条”里的部分条款。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日本公使并且表示，如果袁世凯不接受“二十一条”，“将以东北模式接管山东”。

很显然，这样的条约一签，国将不国。面对日本的威逼利诱，袁世凯最终还是同意了，虽然他拒绝了最苛刻的部分条款，也在具体的执行中消极抵制，但仍然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熊熊怒火。

这一场短短的开场戏，既由签约导致的民怨沸腾引出了这部剧的主要人物——李大钊、陈独秀，同时也由“二十一条”中“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条款，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埋下了伏笔。

第二场戏则转到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的聚会现场，这里既有李大钊、高一涵这样的留日学生，也有陈独秀、章士钊等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这两种人的形象都是在同类题材的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在以往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留学生都是满怀着一腔热忱向西方列强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药方的，毕竟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被铭记在历史上。

然而，在《觉醒年代》这部剧中，还存在着那个年代的第三种人。

近代中国早期的海外留学生，大多是朝廷选派的穷苦幼童，既能给自己谋个出路，也能学一些西洋先进技术报效国家，那个时候，稍有些资本的家庭都不会鼓励孩子走这条路，毕竟通过读书、参加科举就能考个功名，确实没有必要远赴异国他乡吃苦受罪。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不再对后来者开放，后科举时代的新体制里，出洋留学再回国，成了读书人，特别是官宦子弟新的进阶之路。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先生，在其1910年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谋身进阶而出洋留学的群体必定也不是少数，可能因为这些对历史进程无所助益的人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看到的只有领风气之先、开时代先河的新青年们，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觉醒年代》的编剧虚构了一个跳梁小丑般的反派角色形象——张丰载，将当时形形色色的“第三种人”集中表现在这一个反派角色身上。

这样的设计其实是非常讨巧的，可能张丰载在剧中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在现实里是不同的人所为，但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同一类人”，作为反派，对于剧情的作用主要是制造冲突、推进情节，同时也为正面角色做一个衬托。将一个时代诸多反面行为放在一个角色身上，既不需要将过多的笔墨用在“工具人”身上，同时也远比设计多个同类角色更能表现一种“反派的连贯性”。

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现场，当李大钊为国难当头而慷慨陈词、仰天悲愤时，张丰载便阴阳怪气地嘲讽；在归国渡船的甲板上，面对惨遭日本人欺辱的中国同胞，陈独秀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张丰载和他的同伴们在一旁看热闹，唯恐天下不乱。一番反衬，为己与为国的境界之分就显露无遗。

从前两集张丰载的只言片语中，观众可以窥见这个角色的人物画像：公费留学的官宦子弟，在旧官场有些背景，投机钻营，年轻但守旧，品行低劣。

当然，反派角色的设计也是为了服务主线情节的发展，在《觉醒年代》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是这部剧的主角，也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

张桐饰演李大钊

于和伟饰演陈独秀

那一年，李大钊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陈独秀因二次革命失败在日本流亡，两人因这场声讨袁世凯的留学生聚会而相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点燃了漂泊异乡的年轻学生心中积压的情绪，慷慨悲愤的革命者、新青年毅然决定回国。

“回国做什么？”

“救国。”

“怎么救？”

“不知道。”

今天的我们作为后世人，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土地革命，广泛发动群众，支部建在连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但是，我们必须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知识精英在书房里坐而论道论出来的，也不是演说家在集会上讲出来的，而是历经了百余年血与火的锤炼，在一次次的失败与牺牲中闯出来的。

只有闯出来的，才能知道哪一条路是正确的。对于1915年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来说，他们还看不到多少希望，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轰轰烈烈，但归根结底还是精英阶层的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博弈与斗争，精英们觉醒了，民众，依然沉睡着。

当革命先行者为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口诛笔伐时，乡村市井之间的老百姓至多能看懂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记录了张勋复辟时的北京老百姓的反应：“宣统皇帝在登基不到两个星期后，再次退位，回归隐居生活。那些飘扬在北京城的龙旗再次被认真地折好，以便有一天，如果皇帝再度归来，它们能再次挂起。”

当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可以不事生产、坐而论道的时候，占了中国人口最大比重的劳动人民，却还要为一衣一饭这样的基本生存需要苦苦挣扎，甚至卖儿鬻女，这样的惨剧却是当时底层社会的日常。

不彻底的精英革命，救不了中国。

目睹了精英革命如何走向失败的李大钊、陈独秀终于意识到，要想真正地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国，就必须要唤醒作为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农民、工人、贩夫走卒，只有将新的革命建立在这些他们参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用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后来被他们称作“德先生”“赛先生”的“民主”与“科学”，创办了一本杂志，就是后来一枝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LA JEUNESSE）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

一个“新”字，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份刊物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向往。这是陈独秀在他过去看到的失败中总结出的教训，他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

后来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此发端。当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取代了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当生动形象的白话小说取代了深奥枯燥的学术论文，当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将文化与思想带给了底层的劳动人民，社会才能真正改造，民众才能真正觉醒。

侯京健饰演毛泽东

此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十月革命万里之外的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则在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巨浪。

湖南长沙的大雨倾盆而下，他一向是喜欢雨的，曾经和自己的好友蔡和森一起夜游雨中的麓山脚下。但是此刻，他没有什么心思在雨中作诗填词，那是李后主等人爱干的事情，他曾经鄙夷之。

不单单是他，长沙城中的很多人，大抵都是不喜欢雨的。所谓的细雨潺潺，春夜喜雨，此时此刻，很多人都是顾不上的。他也顾不上，这雨无法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何妨吟啸且徐行，他此刻正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自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得好好护着身上所捧着的至宝，也得尽快赶到好友家里去，那里正有许多人在等待着他。

而除了他以外，其余的劳苦大众在雨中，也有着各自的事情要做：

在他出现的那两分钟镜头里，一开始，镜头扫到了街上各自形色匆匆的行人。地上有一个乞丐，衣衫破烂到难以避体，可是他好像已经完全习惯了，正从身前的碗里掏出一丁点的蚕食。

泥泞的道路上，有小商贩、牵着老牛走过的农民，还有声势浩大的军阀队伍穿过。

街头一侧有三个小孩子，眼睛里空洞而又迷茫，看不到对未来的一丁点希望。在这些小孩子身旁，还有人在吆喝着：

“卖孩子啦！多乖巧的孩子。先生要不要看看。”顺手就拦起路边经过的一位赶车伙夫。

镜头又一转，落脚到了另外一位少年身上。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吃着三明治，悠然地坐在一辆西方车辆里，看着雨天街上所发生的一切。

楼上还有鲁迅笔下的看客正在目睹着这一切，其中不乏资产阶级的少爷和小姐。

那几位正在被贩卖的小孩，此时难掩泪水，哭了起来，可是泪水无法改变任何结果。

车里的小孩吃三明治，车外的小孩正在被贩卖。

这一切的一切，不公、压迫、富贵、罪恶、穷苦、迷茫，都被他尽收眼底。他抱着手里的至宝正在赶路，可是眼神却又分明了看到了眼前的种种。

也许从那一刻，或者在那之前，他便已经看到了，并决心拯救他们。

镜头同时好几次又落脚到了他手里的至宝，用油皮纸包着，如果不是因为这点东西，像这点雨，根本不至于让他用如此脚步赶路。他一向热爱下雨天。

他所认为的至宝，便是《新青年》杂志。好友萧子升笑着说：“你这几本东西倒是好，可是你这几个月怕是只能喝西北风了。”

在《觉醒时代》里，他出现的那两分钟，已经有了未来几十年中国革命走向的雏形了，而他后来的孤独，其实从此刻也已经开始蔓延了。

曾经跟他志趣相近的志同道合者，在这两分钟镜头以后，便已经开始陆续分道扬镳了。有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有的对君主立宪则情有独钟。即使在学习和借鉴的角度来说，大多数志同道合者也更倾向于去法国学点什么，只有他自始至终都坚信，中国的问题只能身处在中国的土地上，才能看的更为透彻。

在这之后，陆续开始有人牺牲，其中不乏他的挚友和亲人，甚至导师和伴侣。即使有活着的，也终身旅居海外，即使1949年他站在了那里，这些几十年前，因为信仰之争和理念之争离他远去的朋友，也没想过再和他重拾曾经的那段友谊佳话。

历史从来没有如果，自然也不会有假设，如果蔡和森没有牺牲得那么早，他的晚年未必会如此孤独，孤独到有的时候连个谈天说地的朋友都没有，但对于那些正在被贩卖的小孩子来说，对那些乞丐来说，对那些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人们来说，对那些生活里没有出现过希望的人来说，这种假设甚至从来不会提起和谈及。苦难了那么久，不公了那么久，幸亏在那一刹那，他抱着几本《新青年》杂志从雨中的长沙街头疾走了过去，幸亏那些雨中的景象都被他看到了，否则，大多数人的命运，即使在几十年后，也不会有一丝改变的机会。

多少人对民国常怀向往，觉得大师层出不穷，名伶佳话频出。可如果真的投胎到了那个时代，成为在雨天坐在洋车里吃三明治的少年的概率，到底能有多高呢？恐怕绝大部分人都是街上赶路的行人，甚至会是被贩卖的小孩和路边的乞丐。

对他和那一代的志同道合者来说，从1921年开始，已经习惯了牺牲和离别，有些离别更是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永别。

而尤其匪夷所思的是：现在的很多已经具备话语权的人，并不满足于自己有钱有权，他还要想办法让别人没钱没权。对这些人来说，普通的有钱有权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他们还需要控制的思想，妄图让别人永远安稳地停留在贫困的阶层，这样自己才可以在俯视的角度上，得到极大的满足感，自己得到的金钱和权力，才不会丧失它本来的意义。

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果说阶层的话，他的父亲毛贻昌曾经是发达过的，他也曾经是米商的儿子。可是当粮食被抢的时候，他关心的反倒不是自家的利益是否受损，而是别人的粮食够不够吃。

再说后来的离别与牺牲，原本也是没必要体会那些痛苦和无望的。他的本事，如果不是为了街头的那些乞丐和孩子，如果不是为了让社会更公平，随便拿出两三分就足以活得足够潇洒了。他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自媒体大V，或者像鲁迅一样用手中的笔就可以让自己过上优渥的生活。士农工商，他早在20岁就体会过其中的大部分行业了，并且取得了足够的成果。

他本可以成为像坐在西洋汽车里吃三明治那一类的人，衣食无忧，但偏偏选择了他的对立面，并且甘愿承受这种选择所给予自己的沉重代价。

为了这种选择，他背负了一生的代价。

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他有过深度的误解，而且我想有很多人都有过这个阶段，后来真的明白的事情多了些，能看到更多事物背后的本质了，终于长呼了一口气：

他不完美，但他依旧伟大。

（首发于个人微信公众号：把味。欢迎关注。）

上来就看到这条私信和无数扣帽子的评论，看起来豆瓣用户中还是有不少高中政治不过关的朋友，至今没学会“世界不是二元对立的”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看完以后改一下评价，我承认这部作品不止一星但我痛恨它这投机取巧的拍法，公正地，我给三星，愤怒地，我给一星，这一星全给建党筚路蓝缕和演员爱岗敬业，至于导演和编剧连一分都不配。

1. 这剧演技出色但台词做作，演讲场景太多，讲话内容也全由金句和空头口号等无助于梳理实践路线，

2. 这剧构图布光和化妆出众，但滥用蒙太奇，滥用长镜头，滥用配乐，与《邪不压正》一样是40分钟高潮40次，不是音乐高潮就是镜头高潮，

我把这些毛病归结为一个共同的原因：这是一部编剧与导演全无真情、全力以传播为制作目标、浪费演员浪费摄影浪费观众真情的、投机取巧的烂片。

起初我觉得可能是导演和编剧水平有限，但我看过法兰西岁月和历史转折，我不觉得觉醒年代相比另外两者，时间跨度更大了或者需要覆盖的重要事件更多了导致他甚至全无节奏把握的能力。

忽然这天我好奇的查了B站的剪辑和微信视频号，无处不在的“前方高能”，“白月光”，“名场面”，我忽然发现看全片时感到空洞的口号和滥用的蒙太奇在剪辑里观感甚佳。

噢，明白了：是的绝大多数人真的没空看完全片，十多集每集半小时的影视号介绍就已经很长了，这些单一集里出现数十次的无上下文的口号和配乐的激昂和蒙太奇，在更广为传播的短视频平台上，在年轻观众喜闻乐见的影视剧混剪里，倒成了不同up主差异化创作的素材。这个人专剪路线之争，那个人可以专剪心刚白兰，C又可以剪延年乔年，甚至剪没几个镜头的润之。总之无论剪谁，都一定能从原片里找出一大堆慷慨陈词、情绪鲜明的素材，一大堆真情流露或性情中人或保持童真的素材。

觉醒时代不是在好好拍剧，是在拍短视频素材库。历史的考究，演员的艰辛，优秀的镜头和煽情的配乐，一切照着传播学理论来，无法吸引眼球的就不重要了，在短视频里看不出的问题也不重要了。一段恢宏磅礴的历史在这个“制作”中仅仅是这群导演编剧的……呜呼。

我不认可这段历史可以被以如此敷衍自私的方式讲述给我们的后辈，我们也不该是通过“30分钟看完高分神剧觉醒年代”这种靠加调料引人下咽的消费主义残次品而热血的人，我们应该是睁大眼睛耳聪目明的新青年。

所以这片，就他妈不配五星。

－－－－－以下为原评价－－－－－

已经是第n部被非现场收音和格式化的配乐毁掉的优质国产剧了。 这些年已经看过太多这类演技过硬、镜头初显工业化、情节编排尚可，却被配乐毁掉的正剧作品了，从大秦帝国到大江大河到山海情，私以为大秦帝国和大明王朝1566目前依然是最好的，北平无战事和走向共和次之。 要么，我建议参照电影制作方法，为每位角色创作一首主题曲，在应用时根据具体需求变调，参见《双峰》。要么可以创作一首有辨识度的影片主题曲，根据人物和场景变调，参见《星球大战》。要么干脆尽量减少配乐充分把空间交给演员的表演，参见《出租车司机》。 像现在这样于观众而言全在意料之中的配乐，空有音量，该演讲必高潮，该列强出场必阴森，该嬉笑必轻快，讲述理想时必悠长，打扰观众又毫无存在意义。

4.17第二集更新。4.12更新：《觉醒年代》分集解读第一集有了

《觉醒年代》第一集深度解读：13个细节，9...

期待各位同仁来小破站捧场。

来自导演采访的盖章，希望喷我的人，可以道歉（战术后仰

不对，即使没有导演的盖章，也不应该乱反对。影视批评本就是创作，在逻辑顺畅的基础上，这样的创作，它丰富了影像的层次，让它更具内涵和意趣，多美的事儿，为什么要反对？

9、10集更新。

《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前作《军师联盟》系列，是一把擅长在拍摄里藏细节，细节里藏隐喻的好手。

可以说，在这位导演的作品里，没有多余戏和镜头，背后都有深层含义。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导演这次又给我们埋藏了多少惊喜。

不可能出现的骆驼商队

在剧的开篇，一队骆驼商队“与两个穿得像还珠格格剧组在逃群众演员”似的清朝女人擦肩而过。

然而，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满清无外交，它的外交政策是“闭关锁国”。

丫都别来，我天朝上国独自美丽。

（文章最大的争论就是骆驼。说说我的个人理解：骆驼引入于丝绸之路，代表的开放。是讽刺闭关锁国的最佳意象。我错以为导演虚构了骆驼，而实际上他借用了本来就有的骆驼。后面骆驼戴清朝官帽那个镜头，已经明显得不能再明显了。）

车不同轨

接着，驼队又遇到了独轮车、双轮车。

奇怪的是，双轮车并不适应道路，它只能被翘起来推过。

导演这样安排意义何在？

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都了解，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实行的众多举措中，有一条“车同轨”。

因为古代多为土路，马车日积月累走过之后，会在路上留下深深的车轮印。

而国家统一之后，各国马车车轮轴距长度却各不相同，因此交通就变得很困难。

为了交通方便。于是国家颁布“车同轨”交通法，统一全国马车轴距。

所以，导演在这里想要表示的，就是“车不同轨”，既国家分裂，以“及不可能出现的驼队”所代表的落后。

来奏响内忧外患，革命势在必行的前奏。

黄昏末路

袁世凯的府邸的天空，一片末世景象，暗示着他的完蛋。

大白天打灯

因为“太黑暗了”。

驴唇不对马嘴

袁世凯的客厅摆设，驴唇不对马嘴，有中有西，滑稽十足。

像极了他的革命立场，帝王梦想。

封建的狗腿子

随后，又出现了三队人马。

送葬队伍，迎亲队伍，袁世凯军队，三队相交而过。

送葬队伍里的法师（装神弄鬼），迎亲队伍里的媒婆（媒妁之言，婚姻不自由），代表的是腐朽的封建思想。

军队本来是来推倒封建思想的，但就像剧中所表现的，袁世凯的军队和这些封建队伍沆瀣一气，和平共处，完全沦为了前者的狗腿子。

这样的景象不止是戏剧，而是当时的国家现实。

彼时，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妄图复辟做皇帝，要将真正的革命者屠杀殆尽。

剧中这一幕，讽刺至极。

路过

巡捕是干什么的？维护治安的，那为什么不管打架斗殴。

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归国轮渡上的抗日战争

在主角从日本回国的轮渡上，两个中国人被船上的日本人欺辱，女生甚至被脱衣羞辱，外国人作壁上观看热闹，一些中国人也在看热闹。

最后在主角的武力出手下，和周围中国人的声讨声中，日本人迫于压力鞠躬道歉。

导演太犀利了，这不就是一出关于“侵华战争”的隐喻吗？

中国人在内斗，国共在内战，资本家和长官的夫人们在打麻将，外国人看热闹。最后“拳头里出对不起”。

导演真的太犀利了。

放生

塑造人物的方法有很多，比如，通过故事去反映人物的品格，通过他人的台词去讲述人物的性格。

而《觉醒年代》处理的方式，很妙，轻拿轻放，此处无声胜有声。

陈延年放生蚂蚁，一个心怀慈悲的青年，一下立在了观众心上。

不在井底之蛙

导演为什么要给一只青蛙镜头？

井底之蛙的典故，是个中国人都了解。

而陈独秀丢出的这只，却不是井底的，而是走出井底的，就像陈独秀本人一样，他的思想是超前的，视野是开阔的。

浓墨重彩

不细心的朋友也发现了，这部剧的色彩饱和度很高，并且有水墨的过场动画，这不得不让人往“浓墨重彩”上想。

就像《觉醒年代》将要讲述的故事一样，是中国革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后，叶鱼祝《觉醒年代》，也在国产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上。

打死不往右

剧中，陈独秀先生在上海震旦学院发表《新青年》创刊演说，表达自己对于未来中国之青年之期望。

镜头里一只蚂蚁，爬上爬下，惹人注意。这只蚂蚁最大的特点，就是打死不往“右”。

是一只“左”的蚂蚁。

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都了解，左右除了是方向，还是政治话语。

而“左”正是这个时候中国的革命方向，既维护中下层利益，打破旧藩篱，创造新秩序，开展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革命执牛耳者

接下来，在一片风雨飘摇中，未来中国革命执牛耳者，毛主席登场。

这里被拽耳朵前行的牛，代表的就是中国之革命，而执牛耳者牵牛人，就是在剧中首次亮相的毛。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有人要饭，有人卖儿卖女，有人穿着体面，臭不要脸，坐在车里大口吃肉。直指彼时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如鱼得水

特写镜头里的鱼在水中好不畅快，谁是鱼呢？毛。谁又是水呢，当然是他怀里抱的代表先进思想《新青年》！

以上。

明儿见。

——

废话不多说，咱们书接上回。

三顾茅庐

“蔡元培三请陈独秀”这段戏的设计，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这里的三顾茅庐，它有两个有意思的地方。

第一个有趣的地方：

蔡、陈两个人通过《三国演义》的典故，进行了文人之间的互动，意趣不俗。

有弹幕说，“这样会不会显得陈独秀面子太大了些”。

说说我的看法，并不会，为什么？

因为“三顾茅庐”它夸赞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诸葛亮智绝天下，所以刘备三请。

但同时也说明，刘备待人诚恳，眼光不俗，所以三请诸葛亮。

你是英才，我是明主。

这不是一个不给一个不给面子的故事，而是双方互相给足面子的故事。

第二个有趣的地方是，这场戏和演员昔日作品进行了梦幻联动。

炸弹

在蔡元培与陈独秀一番争论中，导演的镜头给到了炸弹。

意义何在呢？全在蔡先生的台词里。

陈独秀和新文化就是这个炸弹，目的是让沉寂的北大热闹起来，炸起来，新文化与旧文化互相碰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炸出一个新的时代。

人雪馒头

这个比喻我们太熟悉了，出自于鲁迅先生小说《药》，药丸的要。

蘸囚犯的雪治疗绝症，愚昧无知，将利益的获取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丧心病狂。只消打开手机便能常常见到。

更讽刺的是，这雪，不是小偷的雪，而是一个有着理想和抱负的中国青年的雪。

之所以是叫小偷，是因为，他们刽子手们，是有自知之明的，明知自己干的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只好向民众宣称他们在做正义的事情。

但民众是明白的，所以才说“这刀不如戊戌年的快了”。

但这样的明白，并不影响他们的麻木，是了，与我何干呢？我只是一个看戏的。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李大钊先生的笔让张勋们着急得掏出了枪炮，但先生已经做好了准备，宁为China（中国，又译瓷器）玉碎，不为腐朽瓦全。

欲另其灭亡，先使其疯狂

张勋复辟闹剧上演，在辫子马队进城时，一队卖唱爷孙惹人注意，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他所演奏的曲调不是哀婉博取同情的，而是狂想曲。好像在为封建王朝和他最后的狗腿子送丧一般。

欲另其灭亡，先使其疯狂。

猴戏

龙旗戏猴，谁是猴呢？

张勋们。

活着

第9、10最大的惊喜就是这么多集过去了，这么多事情发生了，它还活着。活着就是最美好的事情。

Ok，下次见。

我是叶鱼，记得关注。

公众号「叶鱼影评」，感谢鼓励。

《觉醒年代》：十个细节，十个隐喻 qq.com

看起来科举只需要通过考试就能成为人上人，事实上这个东西是极度依赖整个帝国系统运行的。当系统本身出现问题时，大家都得死。到了民国，连科举都没了，于是只能自创一种叫民国大师的职业，假装维持自己是统治阶级的体面。

辜鸿铭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自己不是了，所以他不假装，所以他真实。虽然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但他不伪装。剪个辫子赶跑皇帝就能改变，这是自己骗自己。蔡元培假装自己清醒，到27年的时候终于撑不下去了，412就有他的一份血债。陈独秀觉得自己找到了办法，但家家酒不长久。

改变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大生产。这是27年后我党至今真正做到并且一直在继续做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学党史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身份认同，而不是焦急地思考我是谁却忽略了社会生产。

清末民初的知识青年是不可以也不能够与今天的学生们对标的，他们本质上是一群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的遗民。《觉醒年代》是一部好剧，但我要说，它最好的地方是明确写清楚了当时这批「遗民」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近代史以来我党的作用和地位。

这里说遗民，本质上是指代明清帝国覆亡后，无论是通过科举还是功荫都无法进一步完成社会身份构建的一批人。他们曾经是明清士人，是明清帝国给予了他们政治地位，但现在全都失去了。所以不要只认为郑孝胥和康有为是遗民，蔡元培和陈独秀照样是遗民，只是后二人在试图在旧有的帝国社会结构中采用新的社会运行办法。所以郑孝胥和康有为早早被淘汰了，蔡元培先失败了，陈独秀后失败了。

同样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毛泽东1915年时写的那首诗：「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尽管无数人都在感慨他早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但如果真的熟悉明清社会结构的话，才会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爱国热情。这个热情可不是凭空产生的，否则为什么从1840年要等109年才能建立新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我党作为中流砥柱才能进行全民族动员？

答案其实是，在1915年，尽管毛泽东的经济身份依旧是富农的儿子，但他的社会身份已经跳出了这一层。事实上，从1909年毛泽东考上东山小学堂的那一刻起，他的社会身份就发生了改变。

千万不要以为当年的小学堂就是今天的小学。在义务教育没有普及的情况下，甚至说在明清社会结构没有被真正动摇的情况下，小学堂，尤其是这种新式小学堂，事实上就是由蔡元培这样一批人所构建出来的，只不过蔡元培在北京，一些人在地方。

仔细查看会发现，东山小学堂是由当地士绅出资捐建，并且在建设过程中受到新疆巡抚刘襄勤、湖南巡抚陈宝箴、清末榜眼黄自元等大量明清帝国士人的协助的。

换言之，东山小学堂本质上是科举行将就木后，一群遗老试图寻找的新型明清士大夫预备役模式。民国大量的人才都从新式学堂出来，这批人本质上是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试图维持阶级再生产的产物。

同样的还有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一个东北的小学生就能直接有清晰意识的吗？人都是社会的产物，不要贬低，也不要神化。周恩来能够说出来这句话，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还因为他的社会身份。

这是周恩来年轻时在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所说的，这样一个学堂事实上也说明了周恩来被家族所寄予的希望。而周恩来的出身则更加反映了他作为明清士人的社会身份，这一点在以前写周恩来时详细写过，这里不再赘述。当然，对于毛周的异同，下文也会提及。

所以《恰同学少年》和《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这些剧，实际上拍的都是明清士人在科举被废后，为自己、为阶层和为国家寻找出路的过程。所以这些剧昂扬、积极，而《走向共和》则表现的是已经通过科举和功荫完成了政治身份的一群人在帝国暮年的挣扎，所以这部剧低沉、哀鸣。

所以《觉醒年代》是部好剧，好就好在它不仅体现了帝国覆灭后已经通过科举获得政治身份的人群在民国初年的自傲和胆怯，还体现了已经没有机会参加科举的青年人们寻找新出路时的冲动和执着。

青年，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尤其是一百年前的青年。

我们继续说回毛泽东，在接连读完东山小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历任监督王先谦、郭立山、陈树藩、谭延闿、刘人熙、瞿宗锋、王达、王凤昌等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物，其中五人为进士出身）的他，按照轨迹，毕业后本该是去楚怡小学教书，而楚怡学校本就是由教育家陈润霖筹建的。换言之，毛泽东此时已经完成了社会身份的初步改造，成为了士人阶层的一员。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本质上就是明清士人遗老中试图重归社会身份秩序的一部分人，这一点要牢记。

于是我们不妨再思考一个问题，当时北大的毕业生，他们毕业后本该是干什么的？

答案是在明清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过渡到北洋政府的秩序中，成为北洋政府与各地督军政府中的一员。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去北京？为什么一群人要选择去留法勤工俭学？

答案是明清社会结构并不足够本质，因此尽管看起来可以以士人身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但士人身份是虚假的，阶级地位是晃动的。换言之如果满足于此，那等待的结果只有慢性死亡。

当毛泽东进入到这个社会结构中，他已经完成了阶级身份的跃迁。所以毛泽东可以跟章士钊借款，他也可以成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他们这批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环境后，才能知道他们当时对于阶级资源的认同和索取是以一种怎样的机制发生的。

什么叫阶级身份的跃迁呢？指的是他可以以这个社会身份在社会上完成以他个人阶级无法完成的社会交换。阶级身份跃迁取决于给你分配资源的系统。但阶级是否跃迁，并不取决于你自己。

所以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所带来的不只是我党的建立，还有国民党的改组。事实上两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两党的社会基础都没有太大差异。

五四的本质不是反传统，而是给明清青年士人们以古典的方式登上舞台。而我党和国民党都提供了这个渠道。换句话说，把五四视作时间的分水岭是有道理的。一帮无所事事的遗老子弟找到了安置他们的办法。

但刚才说了，明清社会结构不足够本质。翻译一下就是，这个分配资源的系统并不足够有效。再翻译一下就是，这个系统本身就要出问题了。

看出它要出问题的，是一批又一批人。这是大家熟悉的近代史历史。但用这个模型后，大家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有更深的认识。在这套模型中，说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句话：重构阶级身份。

我们学习党史，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清楚，看事物要去了解本质，而不是立足于概念。当我们上文中已经说了那么多明清士人后，我们一定要弄明白，明清士人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天然就该存在的？

答案显然是否。

宋元明清所谓的士，是没有武装堡垒的。这帮所谓的士，是明清帝国给了这帮人一种古老的称呼，而给他们称呼的方式就是科举。事实上在武装堡垒消失的那一刻，士就已经没了。古代的士有土地，有武装，有人事权，有司法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叫做士。注意，还只是有资格。有被朝廷承认的资格后才能叫士。这样的人可以天然地自我生存，因此他们是与朝廷帝国对话的小共同体，所以他们是士。

到了宋元明清乃至于民国，一群人顶着对汉唐帝国的COSPLAY，假装自己是士。在这个世界全球化运行初期，还可以相安无事，但到了一百年前，想继续伪装自己是士，那可就办不到了。

办不到怎么办？那扔掉它。

要扔掉的不只是科举，还必须扔掉因为科举而塑造出来的社会身份。

1927年，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试图通过旧有再生产从而分配的一切尝试，在陈独秀的手中最终宣告失败。失败的标志则是蒋介石（军队）与汪精卫（党务）矛盾的彻底激化，南昌、南京和武汉，哪个才是国民政府的首都？

1927年，明清士人阶级认同被一个人彻底抛下，他上了山，他选择了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自己给自己分配。那座山叫井冈山，那个人叫毛泽东。

所以为什么27年上山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山上的生产是实打实的，而在国民党内的国共合作是虚的。因为没有枪杆子，更没有政权。很多人对主席的这句话只看到了前三个字，殊不知更重要的是建立政权。

所以为什么主席要上山时，无论党内党外都有很多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归根结底是主席选择了一种和宋元明清不一样的玩法。这是一种什么玩法？你看看岳飞就知道了。当宋元明清的科举强行给社会分工造就了文武分野时，不事生产的人群就随着士人的增大而越来越大，最终在民国时期彻底宣告失败。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毛泽东？

一直强调毛泽东这个人天降伟人是唯心，我们一定要唯物。

唯物的结论就是：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有阶级身份认同，尤其没有明清阶级身份认同。

别看他去了东山小学堂，但当时去东山小学堂的，都是士绅家庭内部子弟，他是被破格录取的。而他的被破格录取，一方面固然和天资聪颖有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父亲或者说他家庭。

他家的成分是富农不假，但这是一个会搞股票的富农家庭。农不农，商不商。

传统士大夫，他不是；传统农家子弟，他不是；传统明清文化，他不是；传统边疆文化，他不是；新式留洋学子，他不是；新式买办，他不是；儿子，他不是；父亲，他不是。

上文说了，我们会比较一下毛和周。这里就比较出来了。毛泽东脑海中本质上就压根不存在对明清社会阶级身份的认同，所以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这套东西在27年不行后，他立刻选择了直接去找社会生产的本质。

他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复杂多变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只认自己，而不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层，所以他团结大多数阶层。这是充满辩证的。

任何阶级跃迁，都是在挤别人的生态位。朱元璋打下了天下，别人会觉得他们是大老粗。新中国成立，很多人认为是农民进城。但他不一样，他不服从这套阶级跃迁的方式，他改变了这套方式。

改变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土地革命。

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土地革命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革命。

农民起义是改朝换代，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复仇，抢大户，屠城，建立一个新的周而复始的政权。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是把人和土地的生产关系改变，给地主们重新活下去的机会，让地主不再来。

矛盾本质不是人和人的，而是人和土地的。反动派不是道德上的术语，只是在政治话语中被道德化了。反动是一个哲学名词，本质上是反运动。反运动，所以没有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复仇，马克思主义是提供一个完整的阶级再生产过程。我党建国时是同时拯救了地主阶级的，两千年来只有我们给地主阶级活下去的机会，过去的改朝换代都是直接杀了。马克思主义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必然无法解决自身再生产。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地主，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资本家，而最后我们会解放自己（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无产者）。

好了，这里提到的是第二个办法，在完成了土地革命后，打破甚至打碎阶级认同。

我们以一首著名的歌曲《小芳》为例。这首歌说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与农村女性发生了爱情的故事。

《小芳》这首歌的对象是谁？答案是小芳。那么小芳是失语的吗？答案可能很反直觉：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视的点，这个点意味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称呼本身，不是单方向的矢量。

什么是单方向的矢量？这八个字，主语知识青年，谓语上和下，宾语山和乡。但事实上历史结果是什么？就如很多知识青年得到了思想升华一样，结果是山和乡反作用改造了知识青年。

这个结果大家是很熟悉的，那么放在小芳身上呢？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李春波在写这几句话时一定是非常真诚的，但这种真诚事实上也蕴含着另一层意思：在这样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互动过程中，小芳们一定也获得了什么。你站在小村旁。

于是我们发现，我们往常的对话视角事实上始终是知识青年视角，但我们的话语文本却是在二者之间游动的。这种游动的结果是什么？十七年人口，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事实上获得了精神原始积累，完成了第一代身份土改。而精神汲取之前的情况是，十七年人口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实际上却不能真正从精神上做到这一点。

思想升华不是，你经历了什么就一定会升华的。思想升华一定是，你经历了什么，把你原有的积累转化了。

所以当知识青年们看到小芳们时，他们终于承认了自己，于是他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所处的阶级，才能真正完成他们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

有一个反例可以作证这个观点，反例是《血色浪漫》里的秦岭。这是一个反小芳。

秦岭在精神上的始终不屈服，让一个叫钟跃民的人自始至终无法完成精神的原始积累。于是改开后，钟跃民疯了，他成为社会上最上蹿下跳不安分守己的那个人。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小芳们。十七年时期她们其实在物质上被剥夺了，却依旧默认了人民公社这样的范式，而同样的，上山下乡这种有方向性的词汇的产生，让小芳们真正意识到，她们是谁。不然你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包产到户的热情与向往。她们通过对李春波们的无私给予，获得了她们想要的东西。她们想要什么？她们想知道她们自己是谁。但她们无法通过自己理解自己是谁，所以李春波们告诉了她们，尽管这个过程是惨痛的，是充满对彼此的伤痕的。

后来呢？小芳们的孩子进城了。进城后的小小芳们，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这就像什么呢？像在莫斯科饭店看到钟跃民的秦岭，惊慌失措。像看到钟跃民进监狱一定要救他但最终一定会和富商跑的秦岭。只有这样，秦岭才能真正从精神上告诉自己，她可以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了。

总结一：

革命之前是什么？是你这个人的物质有阶级局限性，精神也有阶级局限性。你的一切都没有被解放。革命之前，事实上是人的一切都在束缚在由资源分配而带来的秩序中。核心是分配的不同。是为了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不是一定会流血，对于个体的革命是什么？所以地主怎么才能被消灭？答案是地主和农民都活不下去。所以农民起义是农民起义，土地革命是土地革命。

换言之，如果不存在人和人新的交换方式，那旧的交换方式（生产关系）（人与土地），就永远会留着。闹革命，闹革命。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是将一样事物转化成另一样事物的过程。它必须要有原始积累。

之所以说过去的人清楚知道自己，而今天的人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说何不食肉糜，之所以说吃饱了撑的。这些不是在说退步，它是客观进步。

物质原始积累有了，精神原始积累也有了。后现代人人有病的本质是物质原始积累不足以转换成精神原始积累，于是必须通过有病（非秩序）的方式获取精神原始积累。于是，越有病的人获得的也就越多，相对获得的也就越少。物质积累增大，于是精神积累不足，于是精神积累需求增大，于是物质积累需求增多。

总结二：

阶级（经济身份）与阶级认同（社会身份）的错位，事实上是从宋元明清开始就发生了。

这种错位来自物质输入的单向与精神输出的单向。而这样的两个单向所产生的巨大矛盾，则构成了漫长的时间里错综复杂的社会交换带来的社会矛盾与社会运动。但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是精神输出的混乱。这就意味着身份错乱不只是二重了，而是多重了。一个人身上可能会有许多种不同的阶级认同，一会儿你觉得自己是小资产阶级，一会儿你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等等。

多重的身份阶级错乱背后，我们要把握的，依旧是社会生产的单向输出，只有明白了这一点的人，才能真正获得客观阶级与身份阶级的统一，从而明白自身的历史使命。身份土改本质上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自我阶级斗争。一个人身上可能同时具备多个阶级属性，这在移动互联网城市形态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因此它反映为一个个体的自我觉醒。人身上可能同时存在对立阶级的情感，而对立阶级的情感来自一个人在不同阶级中会获取不同的阶级社会身份。这些阶级身份在一个人身上是矛盾的，它不像过往那样明确且一致。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廉价的文艺作品，它们并不需要内在完全逻辑一致，只需要局部自洽就可以获得大量拥趸，只需要输出部分价值观就可以被大量认可，哪怕它的另一部分事实上是反对这部分价值观的。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资本家，经常表达自己越有钱精神世界越空虚。这是必然的，身份的自我认同已经将他们对赚钱的精神目的改变了，那他们其实甚至不配被称之为资本家了。

在完成了以上两个总结后，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回答最一开始的问题了。

看《觉醒年代》也好，学党史也好，是为了什么？

答案当然不是直接对标。对标是无意义的，社会结构、时代背景都有根本的不同，简单的COSPLAY是没有意义甚至有害的。

答案当然也不是看个热闹。一切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都来自人本身，我们在观测和学习人的生产时，是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是真正理解社会生产。是真正清楚，既然宋元明清社会结构已经瓦解，既然过往的身份认同已经失去，既然新的身份认同已经在这百年里由我党逐步重构，那这一系列事物真正给予我们的，其实是构建与当下甚至未来的社会生产相对应的社会身份。

而《觉醒年代》里的几乎所有人，他们像什么呢？用一首歌的歌词来说就是：

「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一百年一个世纪。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

总书记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句话不是轻飘飘表达的，人民事实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概念，而我党在这一百年的筚路蓝缕中，对人民这一身份的不断新构建，让人们可以获得自身的物质世界，可以安放自身的精神世界，从而展望未来，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是谁、在社会生产中贡献了什么获得了什么」这一永恒的本质命题。这才是我们学习党史最重要的事情。

谨以此文献给仍在迷失的或曾经迷失的1874们。我爱你们，你们爱我。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陈独秀，作为一名学者，真理追求者，何错之有？

探路难，还是行路难？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是探路者；而毛泽东是落实与哪个阶层联合，怎么走军事路线才能成功，是行路者。

一百年历史证明，他找的路没有错，虽然不符合蒋的要求，不符合胡适的要求，至少符合绝大多数中国贫苦人民的利益！

从为穷人谋解放的布尔什维克，到拒绝苏联的“中共保护苏联”的口号。他自始自终都是为国为民，是民族主义者。在付出了两个儿子的代价后，自认是造反者，而将第三子送到乡下僻难，隐姓埋名。出狱后拒绝蒋的拉拢，又拒绝向延安检讨。他是党的缔造者却被清除出革命队伍，他是面对苏联“长臂管辖”的最早觉醒者，却替苏共背锅，打为托派，永世不得翻身。如果他如大钊般早死，便是青史留名的烈士；他一辈子都学不会闭口不言的性格决定了他的结局，就算没有遗臭也已经遗忘，且牵连子孙。他是一个眼光长远的学者，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一个学者出于减少流血的角度，主张温和斗争，毕竟谁也没长后眼，预测未来。而且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我相信监狱里的他也会后悔自己曾经没有那么坚定的拒绝苏共，没有坚决要求掌握枪吧。两个儿子都死了，他也没向蒋投降，说他是投降派，开除党籍，解放后子女受迁连。觉得有点过了。他只是一个想革命的学者，最后革命阵营不要他，反革命阵营要杀他。

他对中国文化的功绩，应该不亚于毛泽东吧。从无到有的探路更难，还是知行合一的行路更难？至少两者都同等重要吧。他搞思想启蒙，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打破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枷锁，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毛、周等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都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探路者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犯的那点错误，有人可以继续上教科书，有人就要被开除党籍落入敌人的监狱。这不就是站队吗？谁能保证自己在历次政治站队中每次站对，比如叶？而唯有学者不懂站队，更容易被抛弃。如秋白、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