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城大亨

    嚴浩的《浮城》算是一部有關香港回歸前後個人心理變化的一部電影，轉眼間回歸十五週年，香港人請你自問「你快樂嗎?」將《浮城》比對五年前回歸十週年所拍的作品《女人本色》與《老左正傳》，《浮城》是高水準的而且是關於本土風俗，塑造了一代人努力辛酸的故事。如果說《女人本色》與《老左正傳》是為了政治上的獻媚，那《浮城》是絕對獻給喜歡香港本土歷史、風俗與寫實的一群潛在的觀眾。

    近年香港電影在走兩條奇怪的路，一條是彭浩翔，葉念琛式的殘酷愛情，標謗現代都市的愛情觀，另一條路走的是「舊路」，轉拍舊香港的風物誌。前者有《歲月神偷》與《桃姐》，以舊人物訴說對老香港的情懷與舊時的獅子山精神。《浮城》談的正是後者。一個人憑著雙手、憑著毅力為這個城市出一分力，對於今日的八十後當真是響往老一輩的舊時光，至少努力是代表多勞多得，並不像今天社會上只有壓榨與剝削、只有一份無奈與無力。在炒賣的城市裡，今天的年青人如呂大樂所言「一出生便是輸家」。努力苦無出路，獅子山精神淪為政客的宣傳品。

   《浮城》是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從小漁港到國際大城市的香港，這裡是有前人的努力，導演早在八十年代的新浪潮電影打響名堂，沒想到沒拍片多年的嚴浩寶刀未老，拍出令人動容兼寫實的香港故事。《桃姐》與《浮城》有兩個共同點，第一點是兩者都是真人真事改編的，第二點是主角的母親都不是親娘。俗語有云:「親娘不及養娘大」，特別是戰後嬰兒的故事總會帶點悲哀。那個年代養不起的孩子會送到別人處「過繼」，有些母親生得多卻養不好，生的生，死的死，是那個年代屢見不鮮。或多或少，你我身邊或許有這樣的故事。

   故事中的布華泉(郭富城飾)，他的故事就是開始在一場的買賣裡。自小在船上長大，不知岸上風光。作為長子的他違背養父的意願上岸讀書，二十一歲才讀小一。一切的路走得不如人意，家庭命運的悲劇默默降臨到他們的身上。父親在意外中離開了人世，母親又沒有能力供養一家七個孩子。只有把孩子送到別人的手裡，戲裡有這樣的一句:「賣仔莫摸頭，摸頭眼淚流」，這份面臨生活的無奈而被迫骨肉分離的感覺，實在是難以言語。在莫大的悲痛裡，主角與母親相信基督教，知道主內只少有溫飽，得到富足。熟悉香港歷史的人應該會知道當時的教會開倉濟貧是家常事，當時的人未必相信主耶穌但只少知道吃飯是相當重要的。五、六十年代的教會幾乎是包生養死葬，名副其實是服務有需要的人。

    在教會的幫助下香港的兒童也有讀書識字的機會，布華泉亦然。在牧師的協助下他受洗了，到夜校半工讀。那一代人並不像七、八十後有九年免費教育，要獲得學歷必先要付出汗水與努力。在個人的意志下，他用了兩年完成小學課程，考進了帝國東印度公司。他沒放棄任何一個學習的機會，考取資歷、成家立室，沒有讓母親失望。然而，在公司卻一直被外國人歧視，笑他為「HALF BREED」(半生熟)。他遇上了伯樂，經歷了香港的風風雨雨，六七暴動、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九七回歸。這個故事是屬於香港的戰後嬰兒的。皆因他們生於最好的時代(有努力向上爬的時代，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但同時生於最壞的時代(得不到溫飽，父母都不太理會子女。)或者是知道得來不易，這一代的香港人都是比較捱得苦，比較獨立的。

    除了奮鬥和獅子山下精神是電影的主軸外，電影所提到的或多或少有香港人的影子在內。八四年至九七前的移民潮，對中國內地的恐懼感再到今日的「再殖化」，一直談的是港人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曾幾何時我們手拿著BN(O)[英藉(海外國民)]身份的護照，到今日轉拿特區護照。即使如此，香港的大多數人只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對中國身份是陌生而又不想多提。在政治、民生、社會的方方面面，只見香港不再是熟悉的香港，今日要求學生要兩文三語，甚至有國民教育科。社會對努力的定義早已被改寫，香港的風俗文化逐漸被新一代所拋棄，當漁港只有一群不是捕魚的漁民時。到底我們得到了多少?

  說回電影本身之所以感人，原因有兩個。一是演員的取材與故事切合，雖然在角色上有布華泉女兒的年紀有點不合邏輯與何超儀的外表有點格格不入之外，基本上演員如鮑起靜、楊采妮，演出均是合格以上，動之以情，郭富城的演出更是入型入格，實在是集齊了好戲之人。第二是有一份彷彿與香港人緊扣相連的感覺，那是似曾相識的，就好像告訴我們無論這裡變成怎樣這裡都是我們的家。縱使生活得未必太好，但始終心繫本土。正如片中寫字的畫面，「海是人的母親」，「愛之深，責之切」是我們這一代人要挽回的。

   此外，《浮城》片名取了一個不錯的名字，簡潔而有力。相對內地的《浮城大亨》，我認為大亨二字是某種暴發户的心態，在語義中浮城是指沒有根，沒有家的地方，試問誰希望在這個地方發達?布華泉的成功並非僥倖，只是「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了這樣的一個人。

   電影包含的元素也實在太多，包括了宗教、愛情、奮鬥、親情，雖然在表達上未必能一一做到最好，但是在意義上這包含了我們對這個城市的鍾愛與前人所付出的辛酸。老時光，總是要好好給留下，不然就會消失在現代人的視覺，沒有官能刺激的電影，用來給我們好好記住「Who am I ?」。

      看到是严浩导演，记得他那部《棋王》，所以找来看，对之期望颇高。
    
   然而整体的演技给我一种抽离感。
   郭天王为什么想要到岸上去走路？为什么他想要做写字楼，这种水上人家出来的孩子，为何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被人轻轻掠过，他在上升途中的艰辛整体看来轻飘飘，我只能感叹，帝国东印度公司给予他一个奇迹。然而为什么神选中了他，而不是他或者她，或者他她他？整部影片都让我摸不清头脑，搞不清爽逻辑，似乎每个演员都很激情的演出，然而戏份明明都只爆发出一半。

    影片给我的整体感觉，就像是一曲在月光中轻吟的小调，而中间断续，好像一个初学者终于摸清楚了键盘，然而在弹奏的当中不时低头翻曲谱，沉吟，犹疑良久。我赞叹其中的一些诚意，却只能认同其中的部分旋律。比如三人在一起，采妮害羞的问阿泉那个字是什么字的时候；又比如，泉妈在交卷子的时候，面对那位老师在桌上轻轻敲击的手，沉默，然而退了一步出去的时候；菲安在 游艇上试图上阿泉抱紧他，而他最终颓然的时候；而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却是小表妹与小阿泉在缓缓的 划浆行走。一条黑眼鱼最终跟一条鹦鹉鱼在一起了，只是不是小表妹，即使当时承诺要给她打一副金耳环，然而到那时他其实已经有些疲倦，甚至倦怠于前往提亲。

     所以镜头一切换到婚后，阿娣的神情总是慌乱的，她并没有得到那个答应承诺，我甚至相信，她的听力下降并非由于常年水上生涯所导致，而是她下意识地不想听懂他说出的话语背后的含义。
     菲安是那样的美，那样的镇定和强势，她与阿泉站在一起，就犹如剑与剑客。剑客稳健，而宝剑犀利，所以两人一体，不由地阿娣这个女人瑟瑟发抖。刘心悠这个美人，在步步惊心中让人仰慕其气质如兰，而在这里，她嚣张犀利，明媚的好像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她那种段位的女人，到后期将越过剑客，隐然自成一体，所以阿泉最后沉默，不肯再抱紧她。事实上，能够温暖她的也许需要奇遇，而布华泉不是。
 
     他连自己都经常在发问，我是谁？然而他的发问是间断的，想起来才问自己一声，所以整个影片的节奏其实松散、凌乱。这使得我想起冷山的结构来，从头到尾，我只能感觉到，那永远不停的冷山呼唤，不断强化，而最终将英曼送到了她的身边。
   

     还记得认真看的严浩上一部作品是《庭院里的女人》，当时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东方的庭院里的女人问那个西方传教士：“你以为你是谁？”似乎充满了东西方碰面、碰撞中的复杂、冲突和痛苦。而这一次看了严浩的新作品《浮城大亨》后，尽管在短短的影片中是诗意化地融汇了大亨布华泉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但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却是布华泉在机场通道时问的：“那我是谁？”

    从面对西方问道：“你以为你是谁？”到了问：“那我是谁？”相映成趣的两句话，却也可以勉强地看成是香港对自己身份的一个思考、认定的过程（包括电影的片尾曲歌词中也反复着“我是谁？”），而剧中主人公布华泉似乎可以看成香港的缩影。


身世之苦——混杂，贫苦，歧视，身不由己

    布华泉的生母是贫苦的水上人家女子，被英国水手骗上船遭受奸污，因而生下了布华泉。可以说他的身世很苦，具备了两方人种的特点，却又不被双方认可：本土的华人嘲笑他眼珠、头发的颜色，把他称为“洋杂”、“鹦鹉鱼”，而殖民地的英国大佬则视他为未进化完全的人种，称之为“半生熟”……这是混杂；水上人家的生活很苦，布华泉的祖辈、父母甚至一辈子都几乎没有穿过鞋子，当布华泉和兄弟到学校念书的时候，其他穿着崭新鞋子的孩童不断嬉笑着踩踏他们的光脚，他的父亲理所当然地认为贫穷把水上人家和其他人分成了几个阶层，所以当布华泉顶了船东老板一句时，他马上挥舞棍棒把将其打到头破血流……这是贫穷；混杂和贫穷带来的自然是被歧视，船东称他为“洋杂”，他只能接受，否则就会迎来父亲的痛打，他去找帝国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管理者交流的时候，英国人笑着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只能在对方的嘲笑中回答：“我叫半生熟。”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回答，连交流的机会都没有。

    电影里说的是布华泉的身世，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挪移到香港这个城市来看的话，可以发现这个身世其实也同样说的是香港：出身水上人家，身不由己地来到这个世界，兼具了中西两方的一些特点，却同时不被双方接纳……

    人可以选择很多，甚至可以呐喊着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之类豪言壮语，却对于身世的选择无能为力。正是由于这种身不由己和无能为力，带来了布华泉、也是香港的困惑与挣扎：布华泉在机场拿着英国护照却要走“异籍”通道，面对1960年代的反抗港英的激烈运动无所适从，哪怕他跻身香港上流社会的宴会、聚会，面对着“你以为你和他们是一伙吗？你有伦敦口音吗？和他们是大学同学吗？”之类的质问，他也无言以对。香港也是这样，从当初被中国大陆抛弃，到港人游行示威冲击港英，再到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台阶上的跌倒，都让香港这个城市五味陈杂，都让这个城市心头飘动着布华泉那个“我是谁”的疑问。

    面对布华泉提出“我是谁”的疑问，英国官员说：“对不起，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也无能为力！”的确是历史让布华泉们不断地问“我是谁？”但历史不会代替布华泉、代替香港去承受这个挣扎和痛苦。

   

奋斗之途——念书，打拼，晋升，上流社会

    在许多反映香港人工作学习状态的电影里都可以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有的同时做几份工作，有的工作之余抓紧一切时间去培训、拿学位，可以说香港人的努力和打拼可以说是出了名的，他们似乎坚信执着和勤劳可以弥补他们在出身、在原初机会等方面的先天劣势。电影中布华泉就具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他二十一岁才读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在应聘企业时无法填写学历，只好写下“会识字”，但他从不放弃，坚持一步一步地学习、工作，换来一步一步的晋升，换来周末解下领带和上流社会的美女饮茶，换来参加英国在殖民地企业大班家庭聚会的机会……

    这些奋斗和努力当然可以带来直接的效果，物质可以丰盈，生活可以改善，社会地位也可以提高。如果人真的只是“唯物主义者”，那获得这些也就可以相当满足了。但偏偏人喜爱问一些“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之类的问题，显然物质生活和工作成果是不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的，况且这些内容本身也并非稳固不移的——如布华泉的晋升并非无限向上的，“你以为你和他们是一伙吗？你有伦敦口音吗？和他们是大学同学吗？”这种诘问是事实，也表明了布华泉在上流社会是有瓶颈的，而且就算到了上流社会又如何，连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台阶上都有踉跄一跌……其实同样的困惑在前几年的港片《岁月神偷》中也有体现：年轻的穷家小伙子长得帅、跑第一、学习好，考香港最好的中学，和富家美女谈恋爱，但这些并不稳固：米字旗要降下，富家女要全家移民海外……

     

归属之处——家庭，尊严，信仰，价值坚守

    依靠勤劳的奋斗并不能解决克服身世（哪里来）与未来（去哪里）的问题，所以电影还在不断地提到布华泉的归属之处——当然，这也是香港的。努力的学习和拼命的工作并没有把布华泉异化成机器人，不论贫富、不论忙闲，似乎他都在于表象之下寻求着价值所在：而在电影中，价值主要体现在家庭、尊严和信仰三个方面。

    电影中细腻地记录着东方传统的断裂（水上人家的孩子布华泉上了岸，去天后宫寻找生母的痕迹时明显带着遥远历史的阻隔感，他和妻子的结婚不再是“你阿娘和我阿娘说，我阿娘和我阿爸说”和唱着水上人家的歌），但片中对长辈的孝顺无违，对兄弟姊妹的团结关爱，对妻子的相敬相护，子女的疼惜，无不表明家庭价值始终在布华泉心中占有重要位置。片中并没有怎么表现布华泉与妻子阿娣的爱情，但又告诉我们：尽管经受了风雨煎熬但最终日趋稳固，其中起到维系作用的就是家庭的价值。也正因为家庭，所以布华泉后来面临着上流社会美女菲恩的魅力四射和诱惑当前，也克制着败坏和堕落的欲望。最后他给妻子换助听器电池以及深情相拥，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海誓山盟，而是家庭温馨、亲情满溢。

    当布华泉的父亲去世时，维持家庭的支柱轰然倒塌，母亲只好带着孩子四处借钱，被拒绝时也只是鱼贯而出。无奈之下，母亲把孩子们送入救济院，反复告诫着：“不要哭，我们不是要饭的”，于催泪之间也让人看到了其中的不卑不亢。布华泉在年轻和成年后分别顶撞过船东老板和英国人企业管理者，并且与后二者的遭遇对比看，显然他至少在这二者面前树立了尊严。对尊严的认定，一方面来自于当初“我们是社会的新生儿，飞机火车都能开”的激励教育，来自于他工作学习获得的成就，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显然来自于片中反复渲染强调的基督信仰。

    年轻时即听到福音，随即受洗，东牧师将福音传到布华泉一家，对他们一家人价值观、人生观也影响深远。所以，全家人哪怕在最艰苦的时候也不放弃乐观，片中主角们在教堂、在饭桌上、在亡者追思会上恳切地祷告着，母亲教导着“一切都交给耶稣啦！”具备着相当的代表性，母亲最后念读和抄写的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7）是持守之后对上帝的告白，亦是关于归属之地的向这个世界的告白。值得注意的是，片中牧师有西方人也有东方人，但显然东方人的牧师（东牧师）对布华泉一家影响更深，片中布华泉一起祷告的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但显然和家人、东牧师以及本土的信徒一起祷告更多，也更显诚恳和真切——这些似乎表明，信仰才是真正的归属所在，因其跨越东西地域、超越贫富差异、解决身世困惑。有意思的是，刚刚看过的港片《桃姐》，片中也许多在餐前、追思会上的恳切祷告，这已经说明基督信仰已经成为了港人价值、信念的重要内容——大概，因为信仰，身世的飘摇已经困扰不到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