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影灯下

在后期机房熬的时候，每天望着窗外树杈上的鸟巢，我想象过很多次，就像当年高考一般，如果要播出了（如果考完试），我在做什么。应该在给自己放大假吧？热浪海滩倒也不用，至少可以横躺在家里拍拍肚皮或者泡泡茶吧。三年了，这个项目应该是我做的最长的一个项目。没想到，呃，还在屁滚尿流。

我仔细先看了各位分集导演写的手记，我担心有什么知识点、信息点错误。没错，做医学科学类节目，任何时刻，我们写稿子、修解说词，第一件事就是，别搞错。这也是这个项目的第一个难题。手术、两百年，听起来是个大片，做是个大坑……

在拍摄前的调研阶段，我们拜访医学专家、观摩手术、开研讨会，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是：你们有医学背景吗？那担心疑虑的目光啊。两百年医学历史，这么多纷繁复杂的主干、支线，你们要怎么破题，怎么选取，怎么讲得明白？

所谓无知无畏，年轻气盛（是的！）。那就做呗。希波克拉底、盖伦、维萨里、威廉·哈维、巴累、莫顿、塞麦尔维斯……这些名字，现在熟得像是我家隔壁老王。我能准确地分辨出，这些大胡子，小胡子，没胡子的牛人。现在想来，当我在哈尔滨第一次见到《心外传奇》作者李清晨，听见他的嘴里蹦出这些名字时，我真的是两眼发蒙，如听天书般。不过，也许这就是缘分，在最初的最初，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彼此。

李清晨是《手术两百年》的第一稿，文学底稿的作者。很快，我们梳理出了8集分集，分别是：第一集《理性之光》（解剖学）、第二集《手术基石》（止血、麻醉、消毒）、第三集《长驱直入》（腹腔）、第四集《攻入颅腔》（大脑）、第五集《打开心脏》、第六集《生死“器”约》（移植）、第七集《众病之王》（癌症）和第八集《手术未来》。

这样的破题方式，在纵向上，先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手术两百年的逻辑。有了解剖学，才有了现代医学的基础。解决了止血、麻醉、消毒问题，我们才能打开腹部，攻入人体的第一个禁区。然后是大脑、是心脏，是充满异想天开的移植挑战。但手术刀不是万能的，接下来，我们用癌症来探讨手术的边界，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生死。最后是总结、致敬、展望。

观摩手术的一个瞬间

破题之后，舒心没多久，难题又来。老李的东西，是抽象文字，可以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而我们是做电视传播，得拍到哪里，才能写到哪里。他出的稿子，对我们而言，更像是一个医学科普稿。还是得重新做剧构，重新建立我们片子的逻辑和气质。

撰稿陈瑶，是个冷静果敢的选手。我们聊起选题来，一拍即合。我们都不太喜欢黏黏糊糊的东西。当然，不是说纪录片不可以表现、表达人情。只是因为经费和周期有限，大多数我们的人文、人物纪录片，其实更像是一个包装过的伪纪录片，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真的去观察和记录人，更多时候，是快速地“掠夺”、消费。

我们希望片子呈现的气质是理性、克制的。以医学历史发展作为主线，在历史脉络中，找寻3—4个硬核、关键点，以现实故事作为反观，用“历史+现实”的回环结构，构建片子的叙述逻辑。这是我们想要的剧构方式。按照这个思路，很快，一集样稿出来了。向上级汇报阐述完，似乎心里有底了。也正是靠着这个比较清晰的框架结构，我们和医院、专家、乃至各方合作者，都开始有了良好的互动。别人知道，你大概想要什么了。

某一稿的思维导图，最后，都改了

某一稿剪辑后的时间轴

接下来，是一边继续充实剧本，一边开始漫长的前期外联、外拍。前阵子，有一个深圳的科学论坛，我们带了一些片段过去，有人提问，请问，你们是请了国外制片团队和国外拍摄团队吗，我们看到的影像很BBC。姑且认为是一种褒奖吧。实际的拍摄过程，只有当过导演的人才能明白吧。

在正片中，各位将看到来自全球十二国的影像呈现，不只是风景空镜，更有许多扎扎实实的人物故事，包括亲历者、受益者、见证者、书写者。还有许多珍贵的第一次被中国团队拍摄的博物馆、档案馆等等，我们尽可能地找寻相关专家，以主持式样的生动讲解让历史内容鲜活起来。

历史难拍，科学难做，影像呈现更难。全本纪实拍摄，对这样一个我们自己定义为“中国第一部全景展现人类与疾病抗争的科学纪录片”，是难上加难。加入了“舞台表演式情景”、三维动画、科学实验，是我们除了剧构外，在影像表达上的创新。在这里我忍不住要cue一下我们的主创团队：柯敏、沈华、石岚、刘稳、褚金萍、陈东，王澍、晓华。还有我们能干的思捷、潘玥等，大家辛苦了。

19世纪英国老手术室，舞台表演式情景

素材在一点点采入，框架在一点点建立。采样结束，后期开始，我们又陷入了新的漩涡。其实，因为我们的剧本准确，拍摄周期是相对可控的。由剧情点，反推现实拍摄点，所有的故事、场景、基本都是带着结构指向在拍摄。但是真到了后期，还是得再来一遍。故事的精彩度、前后故事的画面气质能不能搭调，我们把房子拆了盖，盖了拆，一遍一遍地拉结构表，数心里观看的节奏点。

我们希望我们的片子不是传统历史纪录片的调性，而是更加明快、现代、甚至是时尚的。后期导演庞其钧、陈东、王文君就这样，在一遍遍推翻重来中，从美好的中壮年，熬成半残……尤记得2018年初，第一次看粗编样片时的心情。那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不只是有了胎音，还有了最初的模样。那个东西是对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再打磨、修饰、让它漂亮。

音乐和调色是成片之后，我最喜欢也看重的部分。都是显性因素，做好了加分，做不好了大大减分。作曲陈颖是第一次合作。我们在考虑给片子写主题音乐。我说，我要前进中带着曲折，回望中带着希望，快乐中带着忧伤、遗憾。这是我们片子的气质，也是人类探索真理、推动医学前进的总的调性。我相信当时的他，心里白了有一百个眼吧——什么都想要！

但是我觉得他做到了。主题音乐的录制，请了中国爱乐乐团，在现场，我拿着《手术两百年》的五线谱，听着棚那头传来的管弦乐队的声音，心里有无法言说的波动。小时候那点学钢琴的回忆，全部幻化成对音乐充满抽象意味的感动。同时接力的调色师张杰，是一个木讷、稳重的有审美的选手。清冷、灰蓝色的调子，正是片子的气质。理性、克制，当然，希望你还能从中看到一点点我们隐藏的温柔。

三年，不长，也真的不短。我经常和组里人说，也许我们在痛苦煎熬的时候，还应该感谢。不是所有选题都值得这样来付出，也不是所有选题都有这样几乎无条件的支持。真的给予我们很大的创作空间，还有鼓舞。谢谢制片人池建新老师，艺术总监张力老师。

我相信今天，我们还要发出很多短信，谢谢很多人，那些帮助过我们、支持我们拍摄的医生、患者、以及各种你想得到，想不到的人。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这部我们自称的国际大片。我们采访到全球顶级专家有五十余位，医院、医学院、博物馆七十余个。片中涉及人物更是众多。

接下里，麻烦，希望，各位能抽出时间，关注这部片子。导演手记都是写给自己看的，感动也好，鸣谢也罢。最终都得拿片子说话。

终于，要结束了

连续一个星期，我都准时搬着小板凳，坐等《手术两百年》播出，看到自己笔下的文字化作影像出现在方寸屏幕之上，还是有些小激动的。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不专业？因为我是剧组中唯一一个没有看过《手术》成片的内部人员啊啊啊啊啊啊（当然要看也能看，就是自己懒）。

纪录片的撰稿和影视剧的编剧都是写故事的人，影视剧讲虚构故事，纪录片讲真实故事，起承转合同样不能少。

这集讲什么？故事从哪里开头？转折在哪里？高潮怎么铺垫？和下一个故事怎么连接？设计这些是我的工作（写完这一段，觉得自己还是满重要的）。

在看完医学科普大咖李清晨李公子数万字的文学底稿和另外十来本书、拜访了十多位顶尖医生和科学家、断断续续写了大约一年半后，我的工作结束，具体拍摄由各位分集导演和后期导演接手完成。虽然都叫“总”，但我比总导演陈子隽的命好，在我吃喝玩乐带孩子的时候，她还在机房中继续鏖战了近两年。

我记得我们刚组队打怪时，组里一位女导演新婚不久，等到播出，人家二胎都生完了。

纪录片这个行业除了穷点以外，没啥缺点——圈子小，人单纯，还可以打着工作的旗号，拜访四海神仙满足你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另外，也有很多机会进入到别人的世界中，听到掏心窝子的肺腑之言。

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在看梁浩（第四集《攻入颅内》）、晚秋阿姨（第四集《攻入颅内》）和协和老年病房宁小红医生（第七集《众病之王》）的采访时，自己在电脑屏幕前因为感动和难过哭成狗的样子。

如同人生总有缺憾一样，《手术两百年》并不完美。比如第一集中对于现代医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的追问，很多重要医生的人物性格刻画，病例的来龙去脉等，由于时间不够、画面节奏不对或者没有足够素材等原因，最终只能从成片中舍弃，希望大家理解。

另外，我的内心怀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希望《手术两百年》能够在少年观众的心中埋下一种子，让他们对医学或科学多一点兴趣，少年强则国强嘛。

最后，感谢你们的陪伴和喜欢，我会在b站弹幕和豆瓣、微博的评论区笑咪咪地盯着大家哒。

压力大的时候，会做一种梦。梦中身在各种高处下不来。有时是在很高很陡峭的岩石上，有时是要走那种悬挂在楼体外的楼梯，还有时是电梯极速下落。自己分析，这可能和上小学时从山上滚下来过有关。可有半年多的时间里，梦的内容是自己得了癌症。那是从开始做这套片子开始的，我做的是第七集，众病之王——癌症。

爷爷就是因为得了癌症去世的，他走的时候，我还很小。他的容貌我已经不记得了，可是还依稀记得，家里人给他抓蛤蟆，大概是哪里听来的偏方吧。蛤蟆怎么用了？给他吃了么？还是用作了它途？也是不记得了。现在，我坐在这里写这篇导演手记，我才意识到，在爷爷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978年，科学家才知晓癌症发生的真正原因。这距离古埃及医生印和阗在他所著的医学典籍里，对乳腺癌做最早的记载，已经过去了四千年。

四千年前，印和阗对乳腺癌的治疗方法，只写了简短的一句话，“没有治疗方法”。今天，乳腺癌癌症患者的术后5年生存率，大概可以达到达到83.2%。而这种进步，其实都是在近200年间取得的。

在做这个片子之前，我并没有去真正了解过癌到底是什么。只是知道恶性的肿瘤就是癌。

那么癌到底是什么？癌就是我们身体内，一部分变得异常聪明、顽强、狡猾、邪恶的细胞。

癌就是细胞的无限增殖。正常的细胞，分裂60次左右就凋亡了。可是癌细胞，可以由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无数；它不仅在一个地方发展，还会游走到全身；它的组织越长越大，能在自己的周围搞出血管，用以疯狂攫取营养，满足癌细胞的增殖需要，最后导致宿主死亡。

疯狂的不死的细胞，这是1951年的发现。

1978年，美国科学家毕晓普和瓦尔莫发现了癌细胞获得永生能力的秘密，原癌基因的变异（这个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去看片子吧）。简单说来，就是我们的基因会随着细胞的分裂被复制上亿次，每次分裂复制都有出错的可能，就是变异。而其中有200多种基因（原癌基因），一旦在复制过程中发生了变异，那就有了患癌的可能。

晒太阳多了有可能变异，被核辐射了有可能变异，吃了发霉的花生有可能，老喝热汤有可能，被病毒感染了有可能，你还抽烟喝酒？很不幸，那就具有高度可能。只要细胞还在分裂，就有罹患癌症的可能。

因为基因的变异和组合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癌症都是独一无二的，医生只能根据其共性去进行治疗，可是它的特异性会让每个人的治疗效果都不一样。

当然，不是所有的原癌基因的变异都发展成了癌症，因为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有杀死癌细胞的能力。可能有一些癌细胞，还没等组织成队伍，就被消灭了。可是，总是有一些癌细胞，狡猾到会把自己伪装成正常细胞来逃避免疫系统的攻击。当医生对它用药时，它还会继续变异让药物无效。

这就是，自己要杀死自己，千方百计。在生物演化学界有一种观点，人类的这种自杀行为，可能就是种族繁衍需要，让完成了繁衍行为的人类死亡，把生存的空间和资源留给下一代。

所有的多细胞生物体都有患癌的可能，从老鼠、到恐龙。发现了原癌基因的毕晓普先生说，人类在患癌方面和别的动物没有任何区别，唯一的不同是，我们治疗癌症。

从四千年前的没有治疗方法，到一百多年前医生拿起手术刀来切除癌变的组织，到今天科学家对基因进行编辑来对抗癌症，癌症治疗已经有手术治疗、放疗、化疗、靶向治疗、激素治疗、免疫疗法等众多手段。癌症的术后五年生存率已经有36%，部分患者可以带癌长期生存。

尽管这只是很小的胜利，但让我们有了展望未来的可能。而我和我的同事们，在经历了无数次推翻重来的修改中，也终于让这部片子呈现在观众面前，让大家看到这种进步，这也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吧。

通过拍摄这个片子，我认识了癌症。看到了患者、医生、科学家在研究和对抗这种疾病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并一起感受了他们在绝望与希望之间的沉浮。由此学会了接受与面对（也许只是我以为），不再做有关癌症的噩梦，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谢谢接受我们拍摄的医护人员和患者，谢谢给予我们建议的专家，谢谢所有践行的科学工作者，是你们给了我勇气。谢谢大家。

历时三年，《手术两百年》终于要播出了，回想起来，作为负责第六集《生死“器”约》和第七集《众病之王》前期工作的导演，粗略算下来，三年间，我见证过的“生”和“死”竟然将近十次。这个过程，初听很可怕，细想却珍贵无比。

见证“生”与“死”

还记得第一次观摩捐献手术，是在山东济南。从凌晨四点开始，我跟器官协调员一起，陪着一位阿姨与他即将捐献器官的老伴做最后的告别。我看着她一遍遍细致地抚摸老伴的身体；用最温柔的声音对老伴说“放心，家里一切都好”；在仔细阅读后，在器官捐献的同意书上签字；一次又一次跟儿子强调着葬礼的琐碎事宜……整个过程，没有大哭，没有情绪崩溃，平静的超出我的想象，后来我才领悟，这叫痛极无声……

凌晨六点，捐献手术即将开始。手术室里，每一位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都停下手上的准备工作，向捐献者致敬默哀……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位“病人”能够在手术室里得到的最高礼遇，即便躺在那里的捐献者跟等在外面的家属也许毫不知情……

就在这一刻，被家属沉痛情绪感染的我，一下子涌上一种酸酸和暖暖的感觉，我想，应该让捐献者家属和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幕。

捐献手术比想象中快很多，后来我才知道，一场必须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才刚刚开始。

捐献手术后，按照之前的约定，我前往无锡市人民医院拜访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到达时是晚上8点，正赶上他要进行一场肺移植手术。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看肺脏鼓起时的那种震撼，无影灯下，仿佛带着光晕的肺脏从萎缩开始逐渐膨胀，继而有力的一呼一吸，然后逐渐由白变为鲜红。那一刻，我忘掉了一整天的奔波和疲劳，忘掉了陪伴捐献者家属告别亲人的那个黑暗又冰冷的黎明，甚至忘掉了眼前其实是有点重口味的胸腔大开的画面，只觉得，这一呼一吸之间如此简单的循环往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节奏。

如今想来，正是那一天我所看到的画面，最终成为了第六集的开场，还有什么能比它更能呈现移植的魅力，由“死”而“生”。

当你越了解这个过程，就会越为之感动，创作中，包括我在内的节目主创陆陆续续地进行了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没有任何人的鼓动或宣教，只是自发的想去做。

“难搞”的医生

自那天之后，我开始了跟医生的频繁接触。但是坦白的说，刚开始我觉得跟这些精英们打交道比别人要“费力”得多。

在白天，他们回复信息的速度很慢，经常隔好久才会回一个，如果等不及打电话过去，很大概率是不接；实在没办法，我提前问医生，您什么时候有空沟通，得到的最经典的回答是，早八点之前和晚九点之后。于是，为了配合医生们的时间，有段时间，我仿佛是个时差党。

后来了解的多了，才知道，医生并不是刻意的“刁难”我，而是真的很忙。他们白天有数不清的病人、手术和门诊，这些远比接受我的采访和提问重要的多。而跟其他医生相比，移植医生更是铁人，因为谁也无法准确预计什么时候会有器官捐献，于是，移植医生无论何时都要随时待命。而事实上，我所亲身经历的捐献手术，大部分都在晚上，手术结束已经凌晨，第二天，他们依然要一大早准时上班。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在无锡市人民医院拍到的“小彩蛋”，那应该是2017年的大年初六，又一台奋战到凌晨的移植手术刚刚刚结束。其他人进行收尾工作，主刀医生陈静瑜一个人先走出手术室。

基于同为男性的便利条件，我们的摄影师跟随他进入了更衣室。后来，通过镜头，我看到陈医生脱下手术服，露出了胳膊上一块大大的膏药还有微微佝偻的背，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位让我又敬又怕的世界第二大肺移植中心的领头人，一年做百余台肺移植手术的权威专家，也会疲惫。

很遗憾这段我非常喜欢的小彩蛋最终因为时长的原因没能出现在片子里，但是我想说，这才是我眼中一位外科医生的全貌。

“爱哭鬼”的领悟

细数三年的创作时光，我们不断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在“生”与“死”间游走，这期间，我哭过无数次。

原本要去拍摄的癌症嘉宾，在我准备出发前突然去世了，开会汇报这个情况，刚开始还好好的，结果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起来，吓坏了在座的一众小伙伴；后来终于遇见了接受舒缓医疗的洛红阿姨，她是那样的美好与迷人，见第一面，就会忍不住喜欢她。跟拍中，我记录下了她如愿以偿的出院，拍摄了她与一家人一起过中秋节，我们约定，等她可以到楼下散步时再来拍摄，然而，三个月后再次得到她的消息，是参加她遗体告别会的通知，那天，我哭了一整个下午……

2018年春天，正在剪辑机房的我，从朋友圈里看到了曾经拍摄的肝移植小宝宝因为感染等原因，不得不接受二次肝移植，那时我已经见过了“大风大浪”，于是故作淡定的想跟同在机房的总导演说说这个消息，结果一张嘴，眼泪就掉了下来；后来，又是在朋友圈里，跟我同龄的肺移植接受者吴玥破天荒的发了一篇满满“负能量”的文章，她精心呵护的肺脏开始出现排异，这回我终于不哭了，只是从那以后，就一直忐忑着，直到看到她二次移植成功的消息……

在无数次眼泪里，我开始反复回想第一次专家研讨会上，专家们就告诉我的“向死而生”。即便医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会有很多我们无法征服的困难，无奈总会出现，而如何面对，才是我们真正该学习的。

正如我们的片子，不是一味的呈现让人痛哭流涕的故事，我们想要克制、理性的呈现，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的。其中的每一个进步，都有医生、科学家、病患等许多人在背后承担风险和付出努力。

早期移植的尝试者塔利亚·科齐因为帮病患修复鼻子，在死后被教廷弃尸荒野；主刀世界第一例成功的肾移植手术的莫瑞医生，为进行手术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世界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接受者术后仅仅存活了18天……

今天，我们同样在书写着明天的历史，也许，我们可以试着站在更高的角度上，看待疾病、医学和生命。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医生和患者，用一句很琼瑶的话，谢谢你们，允许我走进你们的生命，参与你们的喜怒哀乐。已经离开的，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健在的，我衷心地祝愿身体健康。

1. 理性之光

· 古希腊的盖伦(Galen)通过解剖动物推断人体内部结构

· 1353年后，教会解除了禁止尸体解剖的禁令

· 维萨里(Vesalius)于1543年出版的《人体的构造》(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是人类首本图文解剖学著作

·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首次描述了人体血液循环

2. 手术基石

· 二世纪起，罗马人即采用烧灼的方式止血。帕雷(Ambroise Paré, 1510-1590)首创使用特制钳子和针线止血，并设计了多种手术器械和假肢

· 无麻醉时代，为减轻疼痛带来的各类副作用，快速是首要的要求

· 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 1819-1868)亲自试验了乙醚的麻醉效果，并将其应用于手术

· 赛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 1818-1865)首次呼吁手术医生需洗手、消毒以控制感染

3. 长驱直入

· 伦琴发现X射线

· 兰德斯坦纳(Karl Landsteiner)通过溶血实验发现了血型的存在，大大提高了输血的安全性

· 1980年，席姆(Kurt Semm)首次运用腹腔镜实施阑尾切除

4. 攻入颅腔

· 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 1869-1939)通过分析大量病例，探究脑瘤位置与身体病变的关联，提出了颅内肿瘤诊断与分类的方法。他还解决了神经外科手术中的一些操作问题，大大降低了此类手术的死亡率

· 亚萨基尔(Gazi Yasargil, 1925-)完成了世界首例显微神经外科手术

5. 打开心脏

· 器官静止与术野清晰无血这两条外科手术前提起初不适用于心脏手术

· 比奇洛(Wilfred Bigelow, 1913-2005)发现低温下人体需氧量下降，心脏亦会短暂停跳，但留给手术的时间只有六分钟

· 李拉海(Clarence Lillehei, 1918-1999)提出活体交叉循环技术，即令患者的血液流经捐献者的心脏以维持患者的生命，期间患者心脏停跳以方便手术

· 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 1904-1979)受到马手术的启发，将一根导尿管通过自己的静脉推到心脏，为介入治疗(Interventional treatment)打下了基础

6. 生死器约

· 塔利亚科齐(Gasparo Tagliacozzi, 1546-1599)将鼻子与上臂缝合，待鼻部创面形成了新的血液循环再行分离

· 器官移植后会发生排异反应，而早期抗排异药物的副作用往往也有生命威胁

· 罗伊卡恩(Roy Calne)研究了环孢素的抗免疫排异效用

· 利用自体干细胞再生各种组织与器官，或可突破供体短缺的瓶颈

7. 众病之王

· 海拉细胞

· 原癌基因

· 免疫疗法

8. 手术未来

· 生物瓣膜

· 干细胞、组织工程学、再生医学

· 三维重建虚拟器官

· 一体完成切割、止血、缝合的智能吻合器

· 植入式智能血糖监测器

· 人工智能影像学诊断

· 外骨骼机器人通过分析脑电波信号辨别穿戴者的运动意图

· 直接与残肢神经连接、受大脑神经信号驱动、并具备感觉反馈功能的假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两岁的帅帅即将离开父母的怀抱接受神经外科创伤最大的手术。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单永治：这个孩子（大脑）的左侧半球整个是一个大范围的发育不良，正常四个脑叶有三个脑叶有严重的明显的异常。

帅帅出生后被诊断患有癫痫，大脑半侧的异常发育导致他频繁发病。现在，医生希望通过手术抑制逐渐恶化的病症。定位、划线结束，坚硬的颅骨被打开，灰白色的大脑显露出来，一场难以置信的手术开始了。九个小时的精细剥离，帅帅病变左脑的三分之二被切除，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帅帅不仅不会因此丧命，那些因手术而暂时丧失的身体功能，也将在未来逐渐被留下的右脑取而代之。神经外科手术是外科领域最为尖端的年轻学科，它是人类试图用人脑医治人脑的极限挑战，作为人体最神秘的器官，直到今天，大脑的秘密仍未全部被揭晓。

距离拉斯维加斯枪击案（2017年10月7日）已经过去一周，这起疯狂的随机性枪杀案共造成59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凶手的犯罪动机成为媒体和普通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凶手叫史蒂芬·帕多克，没有任何案底记录，很神秘，但可能出生于一个非常自恋的家庭，我们正在尝试寻找他杀人的原因。

詹姆斯·法隆是一名神经生物学家，他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已有一段时间，10年间，他研究过数以千计精神病患的大脑，这些人当中也包括一些和史蒂芬·帕多克一样的极端杀人犯。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在这里进行试验的实验对象或者患者、罪犯被带进来后会被注射非常低浓度的放射性物质，然后进行扫描，就是我身后的。

通过长期的对比研究，法隆发现，许多恶性罪犯存在共性，他们大脑中的与自控力和同理心密切相关的额叶和颞叶部分脑功能低下。法隆推测，正是因为部分大脑功能的缺损，让这些罪犯缺乏道德意识，没有共情能力，最终导致了犯罪行为发生。

实际上，人类的任何行为、情绪、习惯都和大脑有着超乎寻常的紧密联系。大脑是人体最复杂、最精密的器官，有着和其他人体器官截然不同的外观，它柔软易碎、交织着无数细密血管，作为意识的源头，大脑大约包含有1000亿个神经元细胞，这一数量与银河系星体的总数相当，众多的神经元组成的网络指挥着我们奔跑、进食、躲避天敌。尽管已经获得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但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关于大脑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我认为大脑仍是我们不太了解的地方，我们知道它的工作原理、生理结构和联系，但是我们如何从这些神经回路进入意识的一个大问题仍然是一个谜。因此，最根本的事情是未知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对它的看法是，我们还一无所知。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良辅：世界上有500钟以上的脑病没方案解决，我们脑子的神经细胞像天上银河，脑子的传导束像电线一样，可以绕地球四周，这么小的脑子，有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结构，目前很多搞不清楚。

实际上，对于大脑的探索并不是现代科学特有的产物。在遥远的过去，人们已经在试图通过一种极具危险性的行为来探寻大脑和疾病的秘密。1992年，在一处5000年前的考古遗存中，工作人员发现一个独特的人类头骨。

在头骨的枕骨处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孔洞，这个孔洞呈正圆形，直径大约为3厘米，边缘相当光滑。

经过医疗影像设备的检测，工作人员发现，圆孔的边缘有新的皮质层形成。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成伟：它这个缺损程度，跟我们刚做手术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它边缘已经完全光滑了。

这说明头骨的主人曾经在圆孔出现后继续存活了一段时间。史前人类能够在头骨破损的情况下存活，这一信息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一发现并非偶然。实际上，在北非、欧洲和俄罗斯，考古学家们都曾发现过类似带有圆形孔洞的人类头骨。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颅骨环切术是人类最早开展的手术之一。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那个时候的医生是巫医，所以也许有的他有病或者癫痫或者是抽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不舒服，巫医会认为是有鬼魂附在脑子里了，所以要开个洞，让鬼魂出去。

毫无保护措施的年代，巫医或许只能用石器将头颅打开，用炭末或者热沙来消毒，用植物的汁液来止血，用酒或者一些具有镇定麻醉作用的植物来止痛。尽管风险相当高，但因为伤口较小，一些人还是在接受手术后存活了一段时间，手术能否成功与巫医的勇气和技艺相比更重要的是患者的运气。

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直到20世纪初，这一情况仍未得到改变，当时的世界，方方面面都孕育着巨变。X射线、无菌术、止血与麻醉技术的出现使得外科手术逐步成为医学进步的主导力量，一个个辉煌的胜利逐渐出现。但对于当时的神经外科医生来说，这种能够品尝胜利喜悦的机会少得可怜。打开病人的头颅，一直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

德国手术显微镜专家德克·布鲁纳：因为它们（脑部病变）都太小，所在区域太深，你看不到它们；如果你看不到它们，你没办法有效地治疗处理。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那时神经外科手术的死亡率是80%，为什么？一方面是由于感染，另一方面由于出血，大脑血管丛生，大脑手术总是伴随着大量出血，难点还在于确定疾病的位置。

受制于人类对大脑认知的局限以及技术条件的落后，神经外科的进展极其缓慢，直到一个医学天才横空出世，一切才发生了改变。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哈维·库欣研究中心负责人特里·达格拉迪：他们都是哈维·库欣的病人，有时候我看见一个试图微笑的孩子的照片，你能看出来他们正在与脑瘤或其他疾病作斗争。这些照片看起来很压抑，这不仅是肖像，这是正在承受重大病痛的人的肖像。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哈维·库欣研究中心负责人特里·达格拉迪正在将这些照片底版分类整理，逐一扫描，上传到数据库中。像这样的照片底版，哈维·库欣研究中心共保存有一万多张。除此之外，这里还收藏着一些手术记录，以及700个装有肿瘤与大脑标本的玻璃罐子，它们都属于上世纪（20世纪）初被誉为神经外科之父的医学天才哈维·库欣。

从医之初摆在库欣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准确判定为大脑病变的位置，尽管当时穿透力极强的X射线已经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但由于只能清晰显示骨骼，这种新兴的诊断方式对大脑这样的软组织无计可施。库欣中心收藏的这些照片、档案和标本见证了当年库欣为定位大脑病变位置所做出的努力。这是一张拍摄于1910年的头部X光片，片子的主人叫伦纳德·伍德，是一名患有脑膜瘤的美国军人。在X光片中，伍德肿瘤的位置完全无法辨认。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最终他去找了库欣，他打开颅骨，他知道肿瘤长在哪里。库欣是怎么找到肿瘤的？因为伦纳德·伍德的症状出现在左手，库欣知道刺激大脑的肿瘤在右脑的手部反射区，移除肿瘤，他就在那里打开颅骨，移除肿瘤。

库欣很早就发现脑瘤发生的位置与某些身体部位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他花了大量时间去检查每一位病人，将他们的肢体症状记录下来，拍照存档，分类整理，寻找它们与肿瘤之间的关系。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脸是我们身体中最能反映状况的部位，其次是手，手能看出一个人很多的身体问题，患有肿瘤的病人手也很大。从病人第一次来开始记录他们的体表特征，这对诊断很关键，并在他照顾病人期间持续为病人拍照，他可以一直了解病人的身体变化，直到病人痊愈或死亡。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库欣提出了颅内肿瘤的诊断、分级和分类方法，正是依靠这种方法，库欣找到了伦纳德·伍德的肿瘤，并将其切除。除了可靠的诊断方法之外，库欣还解决了很多神经外科手术操作的基本问题，让脑部手术的死亡率从90%降到了8%。

今天，两种脑部疾病以库欣之名命名，很多大脑表面的良性肿瘤都因他而拥有了治疗方法。然而，库欣总结的常规诊断方法并不能保证100%的准确率，要想让手术的死亡率降得更低，医生必须在术前直接看到大脑内部的情况。

赖敏丽今年34岁，由于突发脑出血，她在丈夫的陪伴下从福建来到北京，准备接受治疗。

患者赖敏丽：就觉得要昏迷还是怎么样，有点模糊了，就是看东西、看人，知道你这个人，但是我看不清你的脸那种感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硕：两年多，她已经发生过三次颅内出血了，大家知道颅内出血其实非常危险的，在死亡线上走了三次了。

无须打开大脑，也不必总结归纳，这些灰白色影像就是医生的诊断利器。影像结果显示，赖敏丽的大脑中部分脑血管杂乱、密集地交织成了一个畸形团。正是这个包含着动脉、静脉的混乱血管团让赖敏丽部分脑部血流压力变得异常强大，甚至冲破血管，造成几乎致命的脑出血。赖敏丽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动静脉血管畸形，并被安排尽快接受手术。今天，脑部医学影像已经成为神经外科医生的第二双眼睛，它们可以帮助医生看到患者大脑内部正在发生什么，而这正是哈维·库欣那个时代的神经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

这段珍贵的资料展现了数十年前人们为了看到大脑所做出的努力，医生为病人的大脑注入一种用于血管显像的药水，让脑血管在影像中凸显出来。接下来，医生将病人捆绑在座椅上，进行180度的旋转，通过多张不同位置X光片的组合来观察患者的大脑，寻找病变的位置。拍摄角度越多，医生就可以越清晰地看到患者的大脑情况。沿用这样的思路，在库欣去世后近30年，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出现，医生终于有机会清晰地看到人类大脑内部的影像。

这是当今世界最高端的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机之一，它拥有目前世界最快的检查速度与最高的检测精度，只需0.4秒，机器内部的探测器就可以接收到穿透人体的众多X光束，形成5000层X光切片。虽然每一张X光片只能展示一个切面，但如果将这5000层X光片组合在一起，经由计算机合成，就可以把病人的生理结构精确完整地展示出来。

德国医疗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专家弗洛尔·托马斯：使用X光检查我们可以识别关节以及一些和周围组织对比差别很大的部分，而一些对比度低的部位，如肿瘤和血管则完全看不清楚，而断层扫描能清楚地看到每一个断面，不会重叠成阴影，因此我们可以很精准地区分血管肿瘤与周围的组织。

不仅仅是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随着科学家的努力，核磁共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等更多检查手段相继出现，在它们的协同帮助下，今天的脑部医学影像已经超越诊断的层面，可以在手术中协助医生进行各种复杂操作。

赖敏丽的血管团摘除手术正在进行，在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影像的帮助下，医生正在通过手中的导管将一种胶状栓塞药物沿赖敏丽的动脉输送到病灶处，提前对血管团的主要供血血管进行血流封堵，以排除术中大出血的风险。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你看这个蓝圈这个，这就是那个血管畸形团，把这块切了以后，这个（神经）传导束呢还保持非常完整，所以术后应该不至于损伤那么厉害。

通过数据融合，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与核磁共振等影像技术共同构建出一个虚拟大脑，让医生可以在术中直观地对赖敏丽的大脑进行观察。两个多小时后，巨大的畸形团被切除，伴随了赖敏丽三年的不定时炸弹消失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的出现不仅是对神经外科，它应该说对医学界，而且不仅是对临床，包括现在脑研究，可以说是个划时代的、是个里程碑的（贡献）。它推动了医学或者是神经科学的发展。

外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始终同基础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这一点在神经外科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显著。人们认为当医生看到的越多，能够做的也就越多。但有些时候，结果并没有他们预料的那么美好。

上世纪（20世纪）40年代末，一种叫做额叶切除术的脑部手术开始在美国风靡起来，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手术可以治疗部分大脑精神疾病。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手术，整个过程只需10分钟左右，甚至无需专门的手术室，医生只要用一个类似冰锥的锥子通过眼窝底部插入患者的大脑，然后前后挪动锥子，切断额叶神经，手术就可以宣告完成。额叶切除术风靡的10年间，美国共实施了4万到5万例此类手术，许多人因为严重的大脑损伤失去了语言能力、行动能力，甚至无法自理。最终，额叶切除术被叫停，人们深刻意识到，神经外科手术的任何操作都不应该以牺牲大脑功能为代价来进行。

患者梁浩：每个人每一本书里面都有不同的世界在里面，因为每个人思想是不一样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已经够痛苦了，后面发现原来还有比我更痛苦的还有好多人。

不久前，25岁的梁浩终于有了大把空闲时间读书，三个月前，梁浩被诊断为脑干胶质瘤，这种生在于脑干深处的高度恶性肿瘤很快让他丧失了自主行走的能力。现在，梁浩来到北京天坛医院，希望世界顶级的神经外科医生可以帮助自己切除肿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张力伟：我们举个例子（肿瘤就是）这一大堆草，上面压个石头把那个草要压死了，你把石头搬掉这个草就只要有一点点，它还能够恢复。但是你恰恰是长在里头了，就像树根扎在里头了。

尽管被告知手术过程极其危险，且术后复发的可能性极高，但在反复权衡之后，这个25岁的年轻人还是无法放弃希望。颅底脑干手术是神经外科界公认难度最大的手术，复杂程度难以想象，脑干位于大脑深部，掌管人们的呼吸、心跳等重要功能。大脑深处密布着全身最重要的神经传导束和神经核团，还有两条供应脑部血液的重要动脉从此经过，手术空间往往只是分毫之间，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呼吸和心跳停止。今天，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可以在不伤害大脑重要组织的情况下进入大脑的最深处，直接进行手术操作，而这在半世纪前都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这是人体最美丽的宇宙星空，藏着人体最深处的秘密，从亘古探寻至今，只为将它看得更清，在精确的毫厘之间打开禁区之门，这就是手术两百年——攻入颅腔。

伊斯坦布尔，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知名古城，在伊斯坦布尔的亚洲一侧坐落着土耳其最大的私立医院之一——叶迪特佩大学医院。每个工作日，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都会出现在这里，这位92岁的老人或许也是这个世界上仍在工作的最年长的神经外科医生。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我的人生从18岁开始，现在92岁了，这70多年不到80年都在医院。这是我的职业，我的工作，70多年来我一直都在研究这个（大脑），这个一点也不容易。

由于年事已高，亚萨基尔已经不再亲自做手术，但他每天仍花大量时间观摩学生图尔的手术。

土耳其叶迪特佩大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图尔：现在我和亚萨基尔教授几乎每天都一起做手术，他一两个小时一言不发，然后一说话，并且当他明白我所想尝试做的事情是比较难的时候，他就会开口。他点到的问题都很关键，并会对这场手术有着至关重要的贡献。

和哈维·库欣一样，亚萨基尔也是一位天才型选手。1924年亚萨基尔出生于土耳其，后来，前往欧洲和美国留学，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

耶拿，德国中部城市，耶拿的这家光学博物馆是德国唯一一座以光学为主题的博物馆。在这个经过改造的19世纪光学加工车间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逼真地演示当时的透镜工匠们制作显微镜片的工作情景。300年前，随着显微镜诞生，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就被大大拓展，毫不夸张地说，是显微镜造就了现代医学的今天。最终，这一光学领域的重要成果被引入了外科手术。

德国手术显微镜专家德克·布鲁纳：在1953年，我们制造了首台商业显微镜OPMI1号，这就是和一位耳鼻喉科医生合作的成果，这种显微镜的目的在于它能为医生提供更好的光照条件，放大成像，以及移动过程中的操纵能力。

新生的外科显微镜很快就引起了亚萨基尔的注意，上世纪（20世纪）60年代，在进行大脑解剖实验时，亚萨基尔就发现，利用显微镜的放大作用，医生可以通过大脑褶皱间的缝隙——脑沟抵达大脑中的任何部位进行手术操作，并且将大脑损害降到最低。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大脑的结构，我说过有成百上千亿的细胞，甚至更多，这还只是神经细胞。此外，还有其数量十多倍的其他细胞，还有很多很多。出现显微镜之后，就可以进入大脑的任何部位进行手术了，在大脑里面做手术更轻松了。我们根据大脑中脑脊液流动的路径（脑沟回），可以轻松进行手术。这些是最基本的工具，这样的操作是不可以的……

经过大量的大脑解剖联系，1967年，亚萨基尔完成了世界上首例显微镜下深入大脑的动脉瘤手术，对病人直径仅有两毫米的血管进行了吻合，显微神经外科就此宣告诞生。今天，包括严重的脑血管动脉瘤、大脑恶性肿瘤等可怕的致命疾病都需要通过显微神经外科手术进行治疗。亚萨基尔的努力让成千上万的脑部疾病患者拥有了新的希望。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我们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我们的大脑不仅要解救自己，要解救每个人，我们需要准备好，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今天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已经达到了前人无法想象的高度，在梁浩的这台难度极高的颅底脑干手术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种新型荧光染料的提前注入，让与梁浩脑干交织生长的肿瘤组织在显微镜下的术野中呈现出了独特的黄绿色荧光，医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开启显微镜的荧光模式，使其协助辨别正常组织与肿瘤的位置关系。手术结束，但由于胶质瘤恶性程度很高，肿瘤未来复发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张力伟：脑干肿瘤可能如果单从外科治疗不是根本性治疗，它可能只是说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患者）哪怕有暂短的两年三年这种快乐，对人生的一种新的看法，我们也会要尝试、要努力，让他能够得到这些。

——实际上你看，你现在其实恢复得挺好的，你还有什么小一点的愿望吗？

——我想徒步去趟西藏。

手术后的梁浩还需要进一步的康复与治疗，等待他的还有很多未知和挑战。

年轻的神经外科学，注定会充满无数难以言说的伤痛和告别，患者的痛苦、无奈与对生命的渴望激励着一代代神经外科医生孜孜不倦地寻找着真相。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国际会议

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神经外科医生正在分享应对颅底脑干等大脑深处病变的最新经验，研究颅内诊疗的前沿技术，在大脑这个复杂的结构中解除病患是全世界神经外科医生面临的巨大挑战。在医生的努力下，一个全新的神经外科领域正在开拓。

我们的大脑中，不仅有脂肪、血液、水还有电，这些遍布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就是电源的所在。它们此起彼伏，发射信号。清醒时，大脑产生的电量在10到23瓦之间，足以点亮一只灯泡。

美国亚利桑那州太阳城健康研究所遗体与脑捐献部主任托马斯·贝施：所以说大脑目前的运作方式远远超过我们所理解的范围。大脑有非常复杂的电路结构，甚至比电子线路都要复杂，因为电子线路总有开开关关，但人脑里的连接每时每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上百万、甚至是数十亿种连接方式。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我们对大脑知之甚少，大脑整体就很神秘，但是我认为，神经外科正在与神经系统科学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大脑。

大脑通过电路传递信号，维系着我们身体的运行，控制着我们的行为，一旦发生紊乱，信号受到影响就会引发各种神经系统疾病，影响全身。今天的科学家发现，借助一种电刺激的方式可以改变大脑中的错误信号，新的治疗理念应运而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第八期的帕友收音机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晚秋，我是成千上万的帕金森女病人之一……

50岁的帕金森症患者晚秋，每天晚上都会在家里通过网络进行广播，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广播帮助到那些陷入抑郁的帕金森症病友。在中国，向晚秋这样的帕金森症患者有200万左右。在他们的大脑深处，由于一些电路的放电出现异常，身体上出现了难以控制的肢体震颤和僵硬症状，严重时他们甚至会吞咽困难、失去行走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患病14年，晚秋一直依靠为数不多的特效药维持着正常生活。如今，药效已经无法控制逐渐严重的病情，晚秋决定尽快接受手术治疗，改善目前的困境。晚秋正在接受的手术被称为脑深部电刺激术。

这根直径仅在微米级别的电极，就是医生应对帕金森症的最新手段。手术中，医生并不会切除晚秋大脑中的任何组织，而是将通过两个极小的钻孔向大脑中紊乱放电的部位植入两根电极，电极产生的高频电刺激将改变脑内相应核团的放电模式，改善晚秋的肢体震颤。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宇清：现在右手抖得厉害是吗？1、2、3、4，大拇指去找那四个手指头……

为了确保手术不会影响到病人的语言和对话功能，医生对晚秋进行了局部麻醉，在手术中，这样的对话会不断进行。沿着事先设定好的术中导航路线，辅助大脑中不同位置的电信号被转换成不同频率的声音，医生操纵微电极逐渐向目标病变挺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宇清：现在给你开机了，有不舒服告诉我……

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伴随了晚秋14年的震颤消失了，在这场手术中，哪怕一毫米的操作误差也会产生迥异的结果，正是因为医生的不断探索，人类对于大脑疾病的治疗才有了更多的可能和选择。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你就应该特别特别地敬畏这个大脑，你要敬畏它的时候，你就要仔细地去了解它，你只有越深越细地去了解了它，你才能够去把握它，或者是小心翼翼地不去损害它。

荷兰皇家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迪克·斯瓦伯：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的寿命也在延长；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大脑也逐渐衰老，随之而来的阿尔兹海默症等其他脑部疾病都是我们下一代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若想为他们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弄清楚病症来源，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预测科学的发展，比如说脑科学，总是有能彻底改变一切事物的新技术、新的发现，这也是科学的伟大之处。每天早上，我们科学家醒来都会浏览前一天这个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都会发现令人吃惊的东西，我觉得预测不了科学的发展，不能预测的事情有很多，正是由于神秘才让这个领域非常有趣。

作为人体功能最为复杂的器官之一，大脑决定着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凭借非凡的意志、耐心和气魄，外科医生用大脑赋予的智慧挺身而出，攻入颅腔，向大脑疾病带来的病痛、无助和死亡勇敢宣战。然而，关于大脑的秘密仍没有全部揭开，神经外科手术所能达到的极限也无人可知，这是一场至今没有看到尽头的挑战，了解人脑就是了解自己，在不断的自我认识中艰难前行，这或许就是医学发展的终极答案。